1932年猴年马月的端午节 长沙的日常是这样的

　　1932年6月8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阵雨。

　　夏天初至，又逢端午，年轻的妹坨们穿得花枝招展，成群结队上街。人流最拥挤的天心阁几无立足之地。

　　夜幕慢慢降临，女孩们纷纷奔赴剧院。位于西牌楼的百合电影院是一个露天电影院，当天放映的电影是蔡楚生导演的《南国之春》。起初大家看得开心，谁知不久天就降下雨来，躲雨的躲雨，嚷着退票的退票。

　　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没有休息。按照规定，这一天不是休息日。前一天何键刚刚给士兵们发了过节费，军官2角，士兵1角，钱筹得不易。六月了，四月的军饷还未发放，这点钱也只能作为一点安慰罢了。

　　那一天，湖南抗日救国会也没有休息，忙着没收日货，其中包括三只牙刷、一双跑鞋，还有三个白铁锅。

　　1930年代，在国仇家恨中，长沙人虽仍循着自己的生活轨迹，却望不到前路，生之不安缠绕心头。

　　惊诧!阳历5月5日过端午

　　6月8日一大清早，长沙人就起床了，门悬菖蒲，窗横艾草，然后彼此叩节问好。到了午后，吃完粽子，各商店的帮工学徒，按例要放假半日，噼噼啪啪将门板关上，开始过节。

　　这是“废历夏节”的民间图景。在官方话语体系里，民国建立之初，国家节日就在新与旧间游移。说起来让人惊诧，阳历5月5日曾经是“端午节”。1914年，北京政府规定了四季节日：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将阴历年节改为阳历，将阳历5月5日改为端阳节，通令放假。于是农历5月5日端午节又从夏节变成了“废历”，禁止过节。这一规定各地都没有执行，5月5日前后的湖南大公报上，竟然找不到关于端阳节的只言片语。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停止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民间习俗不得过于干涉”，民间又可以名正言顺的过农历端午节了。

　　政府禁止不了老百姓过节，更禁止不了他们的快乐。

　　端午，是新潮长沙人的时装秀场。天心阁及沿江一带，就是T台，女绿男红，衣彩夺目。到了晚上，青年男女们多去剧院观剧，各电影院及京汉戏团，生意顿时好了起来。许多人买不到票，只能失望的离开。

　　露天电影院放映的电影是《南国之春》。一个令人扼腕的爱情故事，大学生迫于父命，另娶表妹，致女友悲伤而亡。女孩子们看得凄凄惨惨戚戚。谁知天不作美，忽然下雨。一时秩序大乱，大呼退票者有之，流连不忍去者有之。人力车夫却趁机发了财。

　　纳闷的是，龙舟赛事并未见诸报端。原来，每次龙舟赛，都会发生械斗。湖南省政府干脆一禁了之，不搞了。

　　端午节讨债引发的血案

　　1932年端午节那天，发生了一桩血案。死者叫彭中和，是通泰街17号的一个裁缝。按照过去商业上的惯例，节日午前仍可催收欠款，再晚则不吉利。彭中和之前店里学徒唐凯其，曾欠其大洋五元，彭于早晨前往茅棚街37号索取。欠债的都是大爷，唐凶恶异常，不但恶语相向，还拿着一把剪刀向彭的面部胸部猛刺三刀。彭当即血流如注，晕倒在地，伤势严重。幸好岗警闻讯赶到，将唐拘押。

　　这桩债务引发的血案，是一个证据：虽然传统节日已被废止，但仍然充当着民间经济结算的时间符号。

　　即使是政府，也对这种传统习俗的结构性时间给予默认。端午节，湖南大公报登了一则消息：省财政厅以废历端节将届，令湘乡县税征局立刻筹款三万五千元到省里。因为时间紧急，湘乡县让各商会和田赋管理员，用本县税赋做抵押进行筹措。最后借贷一万元，加上征收的税款共三万元，让保安团派人护送这笔巨款到省金库。而何键刚给士兵发了过节费，这笔钱是否用来发军饷，不可知。国民政府地方财政之窘迫已不得不摆上台面。

　　对此，湖南大公报发表短评《假之害》，对于政府的阳奉阴违给予了批判：“昨日之日，为废历端午，当局虽口口声声喊废除旧历，然骨子里面何尝不是假惺惺。试看每次遇着旧历年关或者节关，政府必首先下一道命令……旧历X关在迩，仰于几日内扫解税款，毋得延误云云。”

　　农历5月初2开始，长沙的公馆里，送礼的人就已川流不息。废除旧历不过是国民政府文件里一句空洞的口号。

　 　新上任的市政处何处长

　　端午节，前一天刚刚上任的长沙市市政筹备处处长何元文没有休息。按照国民政府规定，各机关要照常办公，但往往都会早一点下班。

　　作为长沙市政的主持者，被寄予厚望的何元文惴惴不安。在何元文就职典礼上，何键叮嘱他要与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搞好关系。因为市政处做事的时候，有些地方会感觉困难，需要这两个部门配合，看来这个官并不好当。湖南省建设厅谭厅长特别期望何处长能搞好教育，因为当时教育“设备太不完全”。而湖南大公报针对何元文的上任特意发表短评，语重心长的期望何处长能“改良饮料”这一目前最迫切之问题。三十万长沙市民，至少有二十九万人的饮水是依赖湘江的。然而湘江水浑浊，码头污秽，挑水的人不选择干净的地方，喝水的人只能眼不见为净，长沙人民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千头万绪的何元文，夙夜彷徨。建设非有钱不可，在财政窘迫的大背景下，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是摆在醴陵人何元文面前最大的难题。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何元文干得不错，不久就当上了湖南省建设厅厅长。1933年，长沙市县分治，何元文成为首任长沙市市长，1937年卸任。在何元文主政的八年时间里，修建了中山路，麓山南路，沿江路等。长沙获得了“华中模范城市”的美誉。

　　就在这个猴年马月的端午节，因为一个人的上任，长沙城的现代轮廓开始明朗。6年后被付之一炬。

　　让我们把视线拉得远一点，当天的湖南大公报报道：在中国的大城市上海，有关日本人撤军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国联东北调查团，已经完成了调查，正在青岛拟报告。长沙恒胜祥载有三星商标的三顶草帽，经湖南抗日救国会审查鉴定，并不是日货，老板虚惊一场，松了口气。

　　长沙人的日常，也有中国的一声叹息。

　　本版文史顾问：陈先枢(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