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项国家级改革试点在湖南开展 目前已完成17项
本报长沙讯 据省委改革办统计，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在湖南布置开展的改革试点任务大大小小共计87项，目前已完成17项。
从试点层级看，在省、市、县占比较为均衡。87个任务中，共有20个省级任务，28个市级任务，28个县级任务，4个乡级任务，以及5个同属市、县两级的任务和2个同属省、市、县三级的任务。
2014 年及2015年分别有18和22个项目启动，是试点启动最为密集的年份。2016年、2017年及2020年分别有14、15及7个任务预计完成，是项目试点最为密集的年份。在有明确起止点的任务中，跨度最长的任务是“全国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该项目从2015年开始，2025年截止，历时10 年。
这些改革试点任务共涉及到39个国家部门。组织试点最多的部门是国家发改委，有25项;其次是财政部，22项;民政部，11项;国家林业局9项;水利部和农业部各7项，并列第五。
试点推进中要防止四种倾向
“改革试点总是会有阻力的，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防止一些不良倾向。”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秦国文总结，要防止的不良倾向主要有四种类型。
叶公好龙型
抽象地、超脱地谈改革，都头头是道，一旦涉及具体问题、涉及自身利益，就含糊、推托，甚至阻挠、反对。如乡镇区划，涉及到自己的村时;机构改革，涉及自己进退留转时;国企改革，涉及到“割自己的肉”时，态度就不一样了。
盲人摸象型
跳不出具体看整体，跳不出一般抓关键。总是抓不到点子上，搞不懂到底哪个是重点。中央反复强调，要突出重点、把握次序，把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改革往前排。可在现实中，有的地方面对众多的改革任务或某项重大改革就是难抓到点子上。有时就像打牌一样，抓了一手好牌，但打错了次序，结果就成了烂牌。
滥竽充数型
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全部往改革这个筐里面装。有些地方，把老大妈怎么扫地也作为改革项目，农村里跳了个广场舞也作为改革项目。也有的玩数字游戏，比如精简下放权力，把两个权力合成一个，就号称减了50%，实际上并没有精简。
掩耳盗铃型
也有个别地方，不问不闻改革效果，只把大量心思、精力都放在了“纸面功夫”、“口头功夫”上，看起来轰轰烈烈、风风火火，实际上是为改革而改革，为试点而试点，仅有形式，没有内涵，像冰上开车：轮子在转，车子不动。比如，有的搞PPP试点，只讲公布了多少亿项目，而到底落实了多少资金避而不谈。
为什么要试点
“为什么要试点?因为有些改革是没有百分百把握的，不是说这样干就一定能干成的，必须在实践中去探索、完善。”3月9日，湖南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秦国文说。在他看来，顶层设计需要试点来完善，政策落地也需要试点的“二次创新”来拉通政策“通乡路”、“通村路”，各种重大改革项目之间还需要用试点形成无数的“小齿轮”来衔接。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全面深化改革集结号以来，湖南在“改革试验田”中播下了各种“种子”，仅省直有关部门布置开展的改革试点任务就达96项。秦国文认为，试点应该鼓励干部放手去干，这就需要更多的试验机会和更好的容错机制。
试点进行时 96项任务已完成39项
据省委改革办统计，省直有关部门布置开展的改革试点任务共有96项。从混合所有制改革，到农村金融试点，从不动产统一登记，到生态补偿机制试点，事无巨细，几乎涵盖各个领域。
从试点层级来看，更多的项目注重在基层铺展。96个试点项目中，省级项目29个，市级项目23个，县级项目29个，乡级项目6个。还有8个项目涉及市、县两级，1个项目由省、市、县三级共同完成。
从 “担纲”部门来看，共有49家部门有“任务”。负责五种(包括五种)以上改革任务的部门共有8家。其中，省农委试点任务有9项，排名第一;省国土资源厅和省环保厅各负责8项改革任务，并列第二;省水利厅、省人社厅和省教育厅各负责7项改革任务，并列第三;省发改委负责6项改革任务，排名第四;省国资委负责 5项改革任务，排名第五。
从完成进度来看，96项任务中有39项已经完成，尚有57项正在推进。从起止时间来看，2014年、2015年分别有14和20项任务启动，是试点启动最为密集的年份。2016年、2017年预计分别有18和9项任务将完成，是试点结束最为密集的年份。
在有明确起止时间的试点项目中，完成年限最长的任务为“县市区用水三条红线指标分解”。该项目从2014年开始启动，到2030年结束，历时长达16年。此外，还有21个项目因为还有些不确定因素，暂没有明确截止时间。
如何布局
多点经验叠加获得最佳试点效果
试点项目在选择和铺排时，都是怎样考虑的?“一个试点要获得比较完整的信息，首先在空间上要有合理的布局。”秦国文说。比如长株潭发达地区、湘中、湘南、湘北、湘西等区域板块，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不一样，都有着各自的代表性。“最后用来推广的试点经验往往都不是一个点的经验，而是多点成功经验的有效叠加和有机组合。”
试点项目与地方情况的“契合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个试点项目，如果地方此前就做了一些相关的基础工作，那么就比较容易出成果。另外，还要考虑到地方的积极性，如果基础很好，而地方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够，试点效果也肯定会大打折扣。因此，试点前还要进行对象的征选。
事实上，湖南近年来一直在积极争取国家层面的改革试点项目。湘江新区、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长株潭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等，都是通过努力争取才落户湖南的。秦国文说，据部门介绍，其中有一次试点申报，省里准备的申报材料就达7斤多重。
此外，湖南一些地方政府也在积极争取改革试点。比如浏阳市，在扩权强镇、农村金融、土地制度、国地财合署办公等事项上就敢于尝试，并积极争取到了农房抵押融资、宅基地制度改革等多项国家改革试点项目，多项试点的推进形成了改革的系统性效应，有力地促进浏阳市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
容错机制
为试点营造更加宽松的氛围
“试点不需要太多约束，应当让大家放手去试。”秦国文说。试点的选择，正是因为改革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功把握，从而需要通过试点来累积经验。
秦国文解释，改革事项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首先是中央统一部署的重大改革事项。这些改革重在顶层设计，但也需要吸收来自基层的实践和探索经验;第二是中央有总体方案、有原则要求，还需要地方结合各自实际实施的。对这类改革事项，秦国文认为，地方需要进行二次创新。“如果没有二次创新，那么我们政策的‘通乡路、通村路’就是堵塞的，跑好‘最后一公里’就无从谈起。”第三种是在“四梁八柱”的重大改革项目之间，还需要无数的“小齿轮”来衔接，这些不可穷尽的 “微改革”，需要地方建立任务清单，逐项自主推进;第四种则是中央只明确了改革方向，各地可以结合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试点创新项目。在以上四种类型中，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试点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变化与不确定性，正是试点存在的原因。秦国文表示，湖南正在为试点创新营造更加宽松的氛围，加快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让广大干部愿干事、敢干事、能干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