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湘女在加拿大不懈奋斗的十七年
湘女小芳与丈夫在加拿大合影。
在庭院举办生日派对。
在院子里种下一棵枫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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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伴随着改革开放，走出国门的湘人越来越多，虽然他们身在海外，却心系家乡。我们推出游子吟栏目，愿为他们搭建一座传达其所思所想，分享其喜怒哀乐的桥梁。
1992年我从湖南的大学毕业。1999年12月8日，我和我先生离开湖南登陆加拿大。我的移民律师把我们安排在Downtown的一个新移民接待站。所谓的新移民接待站，就是一个私人旅馆，旅客多是刚从飞机场接来的新移民。我们住了地下室小小的一个房间，30元一个晚上。当时我们的全部家当就是4000美金。如果没有收入 ，很快就会露宿街头的。所以我把找工作当成当务之急。得知旅馆也可以长租，我和老板谈妥 了以450元在楼上租了一间单人房，与人共厨共厕。然后我就开始去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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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工作
我看到咖啡馆有“help wanted”,可是那些咖啡和甜饼的名字就像甲骨文一样深奥。加拿大的北风，远比我在国内时想象的凉快得多，我常常被刮得分不清东南西北。问一个路得重复几遍，人家才能弄懂我的意思。就连那些五块十块一分一毛的加币，我也要在手中掂量一阵才能分辨清楚。我平生第一次对我的生存能力产生了疑虑。
有人给了我一个地址, 说很多新移民在那儿找到了工作。那是一个政府资助的免费职介中心， 大部分工作都是只有男性才能干。有一天，中心说有一个缝纫厂，需要一个车衣手，我毫不犹豫 就报了名。工作人员很慎重地对我说：“你真的会做吗，如果不会，是要退回来的”。我确实在拿到签证之后在国内临时抱佛脚踩了几天缝纫机。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我拿着中心的推荐信， 就像拿着组织部的任命书一样激动。
在登陆加拿大的第二十一天，我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当时的最低工资标准是6.85元。我把介绍信和移民纸一同交给前来接洽的管工，我的SIN卡刚刚申请了还没寄过来，但凭移民签证工作就是合法的。很显然管工一看我是一个Very new comer,带着几分探寻的目光打量着我：“你会Sewing?” 于是我被带到一台大电动缝纫机前，管工抱过来一捆裁剪好的烫板垫布，叫我把它们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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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笔工资
我的蹩脚的缝纫技术马上就现了原形。我满头大汗，无法驾驭电动的大家伙，一会儿管工就把我 叫起来，我想完蛋了，我肯定要被退回去了。她把我交给一个印度人。我被带到一张大桌子前， 印度管工指着一堆Laundry bag,叫我把它们折起来码好。剩下的一整天我就折着那些袋子，那活实在是太简单了，我真担心明天他们就不要我了，担心他们不会给工钱。
第二个星期，我领到了我在加拿大的第一笔工资。完全出乎我意料，他们给了我7.75元的时薪。我以为我连最低工资都拿不到呢。
有个车衣的越南女工，悄悄凑过来看我的工资单，失声叫了起来：“怎么给你这么多。”她虽然不愿意，我还是知道了她只有6.85元。顿时，诚实的劳动被得到认可和尊重的喜悦让我对那家工厂产生了敬意。
随着冬天过去，春暖花开，日常应用英语也在一天一天的工作交流中得到了提高。我打算拓展一下视野，同时也为上学做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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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孩子
2001年1月，我进入Seneca大学学习计算机编程。同时怀上了大儿子。我拿到了学生贷款，还有助学金。我先生也从那家政府中介找到了一个家具厂的收发工作。
儿子出生后，我因为前一年的工作记录，申请到了一年的产妇金。我们租了一个单门出入的地下室，我先生当时的工 资是11元，相当于刚毕业的技工工资标准，完全可以支付一家的生活用度。2002年我休完产假重新回到学校时，我们的银行存款让我先生有了一点投资的欲望。那时的Air Canada(加航)正在宣布破产保护，股票市值一下子跌到两毛钱。凭着在国内的证券经验,我们把所有的积蓄都买了加航的股票。
然而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恐怖得多。劳资双方的谈判期限一推再推。在谈判的最后一个晚上，我抱着我的儿子守在电视机前，默默地祈祷。凌晨两点左右，劳资双方终于达成协议。
house
第一套房子
随着股市资金的大起大落，我们想把这种风险投资变成实在的资产。住了两年地下室，我们 原本打算去租一个公寓套间。经过反复计算，如果我买一个上下都好出租的房子，租掉一半抵消 部分房贷，剩下的房贷和租公寓相差无几。在我先生干着11块钱一小时的工作，我还是一个在校 学生的时候，我们支付了5%的首付，凭我在美国定居的姐姐担保，贷款买下了房子。那是一栋意大利风格的抬升式半独立屋，位于北约克交通便利的一个住宅小区。2003年万圣节，我们有了有生以来真正的自己的家。长期以来的漂泊感被一种家的温馨取代了。
房子出租很顺利。我还差一个学分才能毕业。那时计算机市场一片哀鸿，许多理工科出身的 同学都纷纷改弦易辙。继续读书找工作的持久战显然是不行的。迅速找到一个不拘什么工作，哪 怕有一份8元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收入，是我的当务之急。
■文/小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