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纪念册里的“理想留影”：寻四十年家国变迁路
24年前秦朔写给吴晓波的毕业寄语。
伍勇展示大学毕业纪念册里珍藏的明信片。
杨国香展示他的“古董”毕业纪念册。
翻看着大学毕业纪念册，赵江平向记者诉说往事。
我们一度以为，廖厂长的故事已经结束。我们错了，读者仍在继续。
有读者在网络留言说：一颗彗星飞过，我们不能错过它明亮的尾巴。
——他们说，“吴廖会”就像飞过的彗星，但它应该点燃更大的火炬。
廖厂长与吴晓波相遇已经有期，对话已然完成。但，更多的人，关于理想与家国的追问从未结束。
更多的“吴廖补叙”似乎已无意义。
在此，我们从成千上万还在联系我们的读者中，只选数人，从一本毕业纪念册说起，从凡人出发，从年代陈述，到理想为止。
关于理想，只有征途，从无句点。
■文/图 记者 赵玲 实习生 熊胜羿 王瑶
毕业季
1960
Part 1 1960-1970年代
46年前，他在列车上听着广播热泪盈眶
国家需要，我们去吧!
冰渣子上睡觉的年轻人
(杨国香，71岁，1968年中南矿冶学院毕业)
很多年后，杨国香翻开纪念册，就会想起那列摇晃的列车。
1968年12月31日，一个穿着布鞋的年轻人登上了从长沙开往邯郸的47次列车。
次日早晨，列车在铁轨上摇晃，车厢里已人声鼎沸，广播里传来《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年轻人慢慢坐直蜷缩了一夜的身子，支起耳朵，接收着那时断时续的电波。
“毛主席教导我们，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
他听着，转头盯着窗外，热泪盈眶，“不可抑止地激动”。那时25岁的杨国香，刚大学毕业，正前往自己的工作地河北邯郸钢铁厂。
纪念册：为理想相聚
杨国香1943年生于益阳，1963年读大学。
这是他的大学毕业纪念册：土黄色的硬纸封面，浅白色稍许透明的蜡纸，数十张大小不一的黑白照片,它已被珍藏40多年。
平日，杨国香并不常翻开。有哪位孙辈们感兴趣了，问起，他才会从书柜里抽出它，轻拭灰尘，戴上眼镜，就着相片讲些大学时的故事。
“我们是1963年9月2日开学，1968年12月毕业。那时，共同的理想让我们聚在一起。”他拿着这张黑白毕业照，用手指指着一个个小人像。这26位同学，在1963年，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中脱颖而出，组成了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工业大学前身)特种冶金系有色合金专业本科一班。
专家走了：靠自己!
杨国香高中就读于信义中学(现益阳市第一中学)。他说，当年他们那群高中生只想着“读书学本事，为国做贡献”。
“我当时最想当工程师，最想搞科研。”于是，杨国香和一些同学填报工科类志愿，“因为，国家需要”。
杨国香刚读高中时，中苏关系友好，苏联援助了中国百余项目。但1961年，中苏关系僵化，苏联专家陆续撤走，大批援建项目停工。“当时益阳有苏联援建的柘溪电站，也被迫停工了。”杨国香和一些同学亲眼目睹了苏联专家撤离益阳，内心愤懑。
“如果我们能靠自己，就无需依赖外国。”那会儿的杨国香拳头紧握，壮志在胸。他和同学说，“国家发展很困难，国家很需要搞工业的，我们学工业!”
当年的高考生能填5个志愿。第一志愿，杨国香填了清华大学机械专业，第二志愿填报了中南矿冶学院的有色合金专业。余下三个志愿，全部空白。
大学第一堂课：我也行!
1963年8月，杨国香收到了中南矿冶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他迄今犹记得大学第一堂课，“并没上课，系主任和辅导员带领我们参观系实验室。墙上挂了许多照片，都是从这里走出去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他说，这堂课让他印象最深的，是时任副院长的黄培云，“他是世界著名的粉末冶金学家，也是中国粉末冶金学科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杨国香暗想，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也要挂上这面墙。
梦想触礁：我们去吧!
五年学酿，只待启封。临近毕业，杨国香和同学们早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仿佛理想立马就要实现了”。
然而，当时我国钢铁产量很低。为扭转窘局，1968年，绝大部分冶金系统大学毕业生都听从国家召唤，转而投入钢铁建设。
“冶金梦”不能实现了，杨国香当时挺失落。但没过多久，他们又都振奋起来，“只要能发挥，只要能为国家做贡献，这就是我们的理想，随便什么行业都行!”
动员会上，身为副班长的杨国香发言说，“我们去吧!”
此后，杨国香和系里的7位同学选择了邯郸钢铁厂。
当年12月31日，杨国香背上行囊，穿着一双布鞋，坐上了开往邯郸的47次列车。
雪地热血：家国在胸
到邯郸的第一个早晨，太阳升起，大地被大雪覆盖。布鞋踏进深雪，杨国香发出低吼：“好冷啊!”
受不了羊肉的膻味，受不了天冷，他们在冰冷的地面上垫层高粱秆子睡觉，起床后一翻开，全是冰渣子。
生活艰苦，但杨国香和新到岗的大学生并未退缩，“舍得搞，舍得钻，总能做贡献的”。他和其他四人组成“五人小组”，立志技术革新，成果颇丰，得到了《邯郸日报》的表扬。同时，他们还作为大学生代表，参加了邯郸地区青年代表大会。
“人嘛，总该有些理想。我们这辈人的理想很淳朴，无国就无家，走到哪，家国情怀都在心里揣着。”翻着纪念册，杨国香说。
他说，即使很多年以后的现在，他也总会想起1969年的元旦，那趟送他北上的47次列车，那突然响起的广播声。
说起那一幕时，71岁的他，眼睛里激动明亮，如同重回了青春，重新登上了当年的列车。
毕业季
1970
Part 2 1970-1980年代
她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雨天狂奔的报名者，书包里放的折叠凳
(赵江平，1978年就读于湖南师范学院)
几度辍学，她几度争取，终于在22岁那年，赵江平上了大学。
那是1977年，赵江平参加高考，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那张标记着“81.10.30”的大学毕业照上，她扎起齐肩的黑发，织成麻花辫，笑靥如花。
冒雨疾行
毕业照上刻着“惜别”二字，话短意味长。这张照片被小心翼翼地放置在毕业纪念册里，覆上塑料薄膜，和一张张黑白照片一起，收录她大学生活和理想的点滴。
36年前的3月12日，天蒙蒙亮，阴冷。和父亲道别后，赵江平从湘潭县的家出发，她扎着时兴的麻花辫，穿着不算厚的外套，提着一个巨大的木箱子，抱着一床裹好了的被子。
她去往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两天前，赵江平终于盼来了录取通知书。当天是大一新生报到的最后一天，她要赶去学校。
好友来送她，见她穿着单薄，赶紧脱了件毛衣给她穿上，“可我并不觉得冷。”赵江平回忆，从县里赶路到渡口，她坐上到长沙的船。她一路兴奋，身体发热，脑袋就像充血了一样。
太兴奋了，以至于她都忘了归还毛衣。船行半路，她才记起这件事，赶紧脱下毛衣，请船夫帮忙捎回。
到了长沙码头，她肩扛手提着行李，步行走过湘江大桥(现橘子洲大桥)，走过二里半，路上没歇一口气，一直走到学院。
“上桥时就下雨了，到学校时瓢泼大雨。”赵江平回忆，当时一身湿透的她都没想着换身干净衣裳。“只想着赶紧报名。”
报上名的赵江平舒了一口气。她拿着行李找到宿舍，傻乐。
失学，争取;失学，再争取
那个年代，读大学太不容易了。
赵江平读书早，“那时就是喜欢读书，只想能一直读下去就好。”读大学是她整个少年时期追的梦。
1968年，赵江平小学毕业，但文革已然开始。那时期，没有大队推荐，赵江平和许多小伙伴都面临失学。很多人弃读，在家务农。
赵江平也务农了一整年，但她太想读书了。终于，她放下锄头，跑去一所农业中学自荐，意外获准入学。
读完高中，赵江平的读书梦再度搁浅。1975年，恰逢当地一所小学招民办教师，她考上了。
1977年，中断10年的高考恢复，赵江平火力全开，开始复习。每天白天要政治学习、教学和集体劳动，晚上要集体备课，复习总从晚上10点半开始，到凌晨一两点结束。
高考前一天，赵江平还在给三年级的孩子上语文课。
她清楚地记得，当年高考的语文作文是《心中有话对党说》，“能有机会进入大学读书，我一肚子感激。”赵江平内心裹挟着一股子劲，一气呵成。
来年3月10日，湖南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来了。
折叠凳
那年，22岁的她，只能算中等年龄的大学新生。
“当时很多老师评价，我们77级新生一入学，就给学校注入了一股粗壮的新鲜血液。”赵江平所在的汉语言文学二班，50多人，年长的30多岁，最小的10多岁。
“我们这代人深知读书不易，读大学都算是圆梦了，所以每个人都学得争先恐后。”当时，她和同学们的书包里常年带着一条折叠凳。在师大的路边上、教室旁、食堂旁，都留下了他们朗诵古诗文的身影。即便一周看一次电影，一些人也会带本书，或趁着放映时屏幕的光线，读上几行。
晚饭过后多练书法。同学们将写过的废纸订成小本，画上格子线，一笔一划练习毛笔字。
“上课很来劲，以后教书鲜有这种感觉了。”多年后，在77级同窗的毕业聚会上，彭炳成老师这样表达对他们的喜爱。
书店门口的长队
“我们这代大学生，经历相似，情感丰富，对很多事物都容易产生共鸣。”赵江平说，比如诗歌，比如伤痕文学。
赵江平和同学们曾一道办杂志《新长征》，写好文章，刻印，一张张油印。每月一期，出刊之日，人人争相阅读。
“国家将走向何方?文革的本质是什么?这是我们关注的话题。”闲暇时间，同学们聚在一起，相互探讨思潮走向。
1979年劳动节，赵江平听闻麓山书店进了批新书。她忙和室友一起往书店跑，她们到时，“队伍已经很长，从书店门口排到了宿舍，好几百米远。”
一次，一个同学买到一套《基督山伯爵》，借给赵江平和室友看，第二天必须还。她和室友们一人一本，不管文章先后，如饥似渴。鸡鸣破晓，每人都颠三倒四地看完了。
毕业后，赵江平和同学多去教书。而今，她是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的一名大学教师。
“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不可能读上大学。”回想往事，赵江平依然感慨。
那年的她单纯，但经历波折。她说，如果少了那份坚持，那年的她，也许仍是庄稼地里擦汗的姑娘，黑夜里偷偷为了梦想而哭的姑娘。
毕业季
1980
Part 3 1980-1990年代
他们为了理想尊重内心，实践摸索
我们不逃离，不随大流
大变革时代中唤醒激情
(秦朔、吴晓波，1986年就读于复旦大学 黄晖，1988年就读于湘潭大学)
他们是一群有追求、有情怀的人。他们不逃离，也不随大流。他们赶上了市场化大潮，却从未停止理想的远征。
在那个破与立之间的大变革时代，他们的担当和责任被唤醒。遵循着自己内心的脚步，满怀激情地去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理想。
放弃保研，远征理想
“我有时想想，我们很相似，不是两枚硬币的同一面的那种相似，也不是同一枚硬币正反面的相似。我觉得，我们都蜗伏和雀跃在某种硬币正反面之间的纹路上。只要踩过，那齿轮似的命运便会永远谜一样地在额头上滚动。晓波，你的额头又大又光滑。”
这是财经作家吴晓波毕业纪念册上的一段告白。落款秦朔，现任《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1986年9月，在复旦大学，他俩成为同学。这个班，60余人，多为各省高考翘楚。
秦朔说，“我们都是有追求、有情怀的人，也都喜欢读书。读书让人求真，这个真，是真理，是真知。”
1990年毕业，两人都被保送研究生，但都放弃而选择了直接工作。他们深知，自己很难按照某个设定好的模式去发展自己，他们只希望能凭借自己的想法去实现人生。
之后，现实的成长之路自然无法用硬币的正反面概括，那更像硬币腰线上的窄纹——“不是逃离，也不是随大流，而是尊重内心，实践摸索。”
毕业那年，不少同学被分到了厂矿小报甚至街道广播站，后来几年大多归队，迄今还有一半左右在做新闻。
与前辈相比，他们赶上了市场化的大潮，若有才干，多能血拼而出;与后辈相比，他们仿佛沉迷于古老职业，但从未拔扯理想之旗。
再后来，纵有颠簸曲折，吴晓波找到了廖厂长，秦朔也从未停止远征。
破与立间，激情澎湃
在吴晓波和秦朔大三的那一年，黄晖拖着行李，迈入了湘潭大学的门槛。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他自嘲“术业不精”，乐于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是当时中文系学生会副主席，“爱出风头，一天到晚瞎折腾。”
大学，他摆过地摊，开过咖啡馆，倒卖过外国烟，第一学期就逃了半学期课……毕业时，因为超过四门功课不及格，黄晖只拿到了毕业证，没有拿到学位证。
然而，在校期间，他是全年级发表文学作品最多的。“一篇小文章大概稿费10多元，字数多一些的30元到50元。”黄晖回忆，上大学时每月生活费是50元至60元。大四时，他发表的一篇中篇小说，一次性就挣了1000多元。
“并不是一头扎进书里苦读就是好学生。在这个大变革的破与立之间的时代，我们年轻人有满腔热血，有更多的激情，觉得自己能干一番事业。”黄晖说，大学时，几乎每个同学都这样想。“时代确实已经改变，这时大学生的理想担当和责任容易被唤醒。”
多年后，这个“术业不精”的男孩，在2007年因《恰同学少年》获中国电视剧艺术成就最高奖——飞天奖优秀编剧。在《恰同学少年》的剧本创作过程中，黄晖将自己对于大学生活的感触融入剧情，将青春、激情、阳光外化地展现出来。
“这也是我大学时，以至于现在的理想的外化。”黄晖说。
毕业季
2000
Part 4 2000年代
偶遇一群乡亲，首创一个网络
国家农户都需要，为啥不干?
我想让7.5亿农民更有钱!
(伍勇 2004年就读西南民族大学)
大一时，伍勇的理想还是当发明家，“那时的偶像是爱迪生呢”。
大学毕业那年，他创立土流网，立下豪言：要让7.5亿农民更有钱。
伍勇的毕业纪念册里一直保留着大学好友柳春风赠送的明信片：祝你早日实现土流网上市梦想!
土地情缘
伍勇，1984年生。2004年考入西南民族大学，就读平面设计专业。如今，他的身份是土流网CEO。
他笑着说，“80后其实也是很能吃苦的。我那时候零花钱少，总想方设法赚钱。”大学期间，他利用互联网，不断寻找商机。
直到遇见土地流转，他知道，真正实现自身价值的时候来了。
伍勇的土地情缘，源于他的农家子弟身份。他是邵阳隆回县人，家乡最为人所知的经济作物就是金银花。伍勇家也经营金银花苗木生意。一次，在和客户聊天时，他发现客户租用土地的价格不一样，“有些每亩每年500元，有些却只要50元，差异悬殊。”
一天坐车时，他遇到了一群外出打工的农民。他们的地，有的给别人种，每年收一点点租金;有的求着邻居帮忙种，完全免费。
“农民们本来就苦，我能不能帮他们介绍想租地却又租不到的人，增加他们的收入?”伍勇热爱网络，土地是否也能有网络中介?
敢想，敢做
当时没有人做这个事情，伍勇走在了前面。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伍勇高中熟读，至今熟背，“保尔·柯察金是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集体记忆。”
敢想敢做，是这代大学生的鲜明特征。伍勇开始查询国家土地流转的政策。他查到了中央公布的2009年1号文件，文件中提到了“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这是建立土地流转平台的机遇!”大学即将毕业的伍勇开始了建立土地流转网络平台的创业计划。他正式注册了土流网域名，并注册了土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这位年轻人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开启了一扇崭新的大门。
如今，他的土地流转业务已辐射北美、非洲、东南亚等地，成交了7000多万亩土地流转业务，让农民的土地资产增加了10倍至20倍。
伍勇说，“创造了这个平台和商业模式，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如今，他的理想也更加明确：“让7.5亿农民更有钱，为几百万人创造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