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多层次的儿童保护网络

　　世界范围内，因父母“移民”(包括国内和国际移民)导致的留守儿童数量巨大。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料显示，世界有2.15亿人口离开家乡去其它国家工作，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地增加。有7亿左右的人留在自己国家，但是离开家乡在其它城市工作。

　　在亚洲，中国留守儿童的数量最多，约为6100万，菲律宾有900万，斯里兰卡有100万，塔吉克斯坦有10万。而在欧洲，罗马尼亚有35万名留守儿童，摩尔多瓦有18万。在拉丁美洲，墨西哥有50万留守儿童，厄瓜多尔有21.8万。

　　亚洲国家：分阶段的风险防控

　　菲律宾与斯里兰卡的留守儿童问题十分突出，近期两国政府部门正在积极与国际组织机构合作，尝试一些新项目，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理想的儿童保护措施应该包含预防、支援、辅助、促进四个递进模式，这是我们和东南亚国家一起开发项目的核心想法。”国际移民组织(IMO)移民健康项目官员柯里萨•维克勒(Kolitha)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目前国际移民组织正与菲律宾、斯里兰卡政府合作，将海外劳动力输出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分为四个阶段——有移民想法、准备离开、离开以及返回，针对各阶段儿童可能面临的风险，制定出了一套相应的应对措施。

　　“首先是要让父母认识到，一方或者双方的离开会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造成哪些不可逆的影响，因为我们发现大部分的人并没有这样的意识。然后让他们来权衡利弊。”国际移民组织移民健康项目负责人莎里卡(Sharika)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国际移民组织在外出打工人数比率高的地区，建立“移民资源中心”，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务工信息，增加本地就业机会。

　　针对准备离开的人群，他们所在的社区要对留守儿童监护人的能力和资格进行确认，必要时需要部分监护人提供留守儿童的抚养计划等。

　　莎里卡向记者展示了2013年斯里兰卡申请海外务工和移民时，在斯里兰卡外国劳工局需要填写的几份表格。表格的内容既包括一些基础问题，比如“家里有五岁以下的孩子吗？”“你的离开能得到家人的理解吗？”等问题，同时也涉及对未成年儿童遭遇风险可能性的评估。评估内容包括家庭情况的评估，主要关于儿童的基本权利测评，比如健康检查；其次是关于儿童受教育权的确认，由学校福利机构和办公室完成。对于未通过评估的人员，可以激活“关照儿童计划”，申请援助。

　　对于处在留守阶段的孩子，该项目也推出了相应的措施。包括建立“儿童之家”，提供社区“爱心网吧”，建设免费话吧，提供热线服务等，让孩子保持和父母的沟通。“让留守儿童感受到关爱，更好地适应父母外出，以减少负面影响。”莎里卡说。同时，政府出台一些低息贷款政策，援助海外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

　　这个项目的最后，即“回乡阶段”，相关的社区组织会帮助家人重聚，促使回乡人员适应新的家庭生活，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海外务工过程中受伤、残疾的劳动者，会加大对其孩子的援助和保护。政府也会提供相应的优惠贷款政策，鼓励他们在本地发展。

　　“这样的计划目前正在菲律宾和斯里兰卡的一些地区试行，根据东北亚儿童健康父母移民项目组(CHAMPSEA)调查，我们的项目取得了一些成效，我们更希望能将其推广到更多国家，通过阶段性的防控措施，减少留守儿童遭遇到的风险。”莎里卡说。

　　发达国家：法治先行，机构专设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未成年人保护的立体网络。

　　“西方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留守儿童的情况，但主要是在工业化进程中，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已经不存在留守儿童问题，除了他们的社会进步和城乡发展趋于平衡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儿童保护体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告诉记者。

　　发达国家对于儿童的权益保护是双管齐下。首先，以政府为主导，在立法、司法保护、政策构建和资金支持方面，注重儿童保护；其次，民间组织和社区发挥各自优势，提供综合性、基础性、专业化的服务。

　　立法方面，英国在1889年就通过了儿童权益的保护法案。美国、日本也在1935年到1975年间，先后通过了一系列儿童福利计划和法案。

　　“西方较早地出台了儿童保护相关的法律，他们用法律的形式将儿童保护规范起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说，“不出台相关的法律，儿童保护可能有局部的进步，但很难有整体进步。”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的赵文指出，发达国家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又趋于细化和更加规范，逐渐涵盖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所有可能性。法律、法规之间，各有侧重，分工明确，又相互配套，彼此协调，有很强的操作性。

　　法律、法规制定出来后，配套的行政机构和行政体系非常重要。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他们都建立了专门的儿童保护行政机构，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有一套完整的儿童福利工作机制。

　　比如，美国联邦政府下设“儿童家庭署”，并在各州设立“儿童福利局”。日本在中央一级设立“儿童家庭局”，并在市、镇、村分别建立儿童福利理事会。上下级各部门责任和任务规定明确，以确保儿童权益受到侵害时高速有效地运转起来。

　　“儿童福利保障涉及方方面面，没有一支自上而下的专门队伍是不行的，目前我们国家急需设立一个专门的儿童保护部门。”高华俊说。

　　民间：社区和社会组织的有效配合

　　在政府职能之外，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社区也积极地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发挥社会替代监护功能。

　　例如，在日本，每个村中都设有专门的“儿童咨询所”，当本社区的儿童得不到有效监护时，可以求助于该组织。儿童咨询所有一整套支撑系统，包括所长、社工、指导专家。所长专门负责儿童福利事务，基本上掌握所在地区每一家孩子的情况，对于存在风险的孩子会格外关注，能够随时发现问题，协调帮助解决。这一套制度，使监护缺失的孩子能够得到替代性的照料。

　　“这样的系统在发达国家被分为社区、社工和社会组织的有效配合，充实和完善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谢新华副教授说。

　　高华俊介绍，目前国内也有与之相似的试点项目正在5个省的12个县的120个村试点，即在村中设立“儿童福利主任”，负责对弱势儿童的福利保障，特别是保护留守儿童的权益。儿童福利主任可以直接走进儿童家里，解决了儿童服务在递送过程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