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长沙集体婚礼 七对新人一起吃西餐开舞会
1935年的新式婚礼。
1935年上海首次集体婚礼。
蒋介石宋美龄结婚照。
1929年冰心和吴文藻婚礼，证婚人司徒雷登。
民国时期在湖南举办的一次集体婚礼。
本月，在长沙举行的一场汉式婚礼引起关注，中式婚礼成为一种时尚。而在80年前，西式婚礼在长沙却是刚刚兴起的新风尚。
1936年3月8日，农历二月十五，月圆之日。四方塘青年会，七对风华正茂的新人挽手同行，款款而笑。这是长沙第二届集体婚礼的现场，没有三书六礼，没有高马花轿，在主婚人的训词和宾客们的祝福中，这群年轻人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仪式，走进婚姻殿堂。
如同一幅简洁却传神的素描画，有着欧洲式的浪漫和中国式的朴素，它是民国长沙新式婚姻缩影。新的时代，不仅催生了新式恋爱婚姻观，也让曾经繁冗的婚姻礼仪移风易俗成为新风尚。 撰文/本报记者储文静
长沙集体婚礼：洋酒、西餐
新人害羞不跳舞，强邀之下唱了《渔光曲》
举办集体婚礼在当时是个大事，根据1936年《湖南通俗日报》记载，早在当年1月份之前，长沙市府就已张贴告示，本计划报名截止在1月6日，1月15日左右举行典礼。谁知参加人员异常踊跃，截止日期不得不一再延长，地点也由民众国术俱乐部改为四方塘青年会。最终，典礼时间定于3月8日，直至3月6日还有新人在报名。
3月8日，四方塘青年会被装饰一新。门头扎着松花牌楼，缀了红绿喜花，挂着“长沙市第二届集团婚礼”的横幅，两旁对联“婚姻为王化之原，看六礼贞明，女有家，男有室;夫妇本人伦之始，更白华时节，花长好，月长圆。”礼堂横额为“亲爱精诚”。
早晨7点钟，各位新郎就先后到了四方塘青年会，在休息室稍用茶点就各分乘汽车往女家迎亲。这汽车也是市府特地租来，车辆用鲜花点缀，很是喜庆气派。
约8点，七对新人双双来了，左男右女齐立堂中。他们一对对风华正茂、两情相悦，真是羡煞旁人。新郎戴灰色礼帽，蓝袍青马褂，新妇则戴花冠，披红纱，手捧鲜花。据当时报道，这些新人的服饰都是提前在药王街国货公司礼品部统一订购，为的就是整个典礼显得更加整齐划一。
10点钟，典礼正式开始。引导员先请到场的党政军长官，并主婚、证婚、介绍人等，和观礼来宾进礼堂，再由男女傧相、提花女童，夹引七对新郎新妇，鱼贯而至。
由司仪员喊礼，先行交拜。后向主婚人、证婚人等暨来宾行礼如仪。经宣读证婚书，由新郎新妇及主婚人、介绍人盖章后，再由主婚人、市长何元文训词。大略说：“夫妇为人伦之始。举行集团结婚，实行新生活，务望新郎新妇结婚之后注重‘敬’‘爱’二字。‘敬’须夫妇相敬如宾，‘爱’即亲爱精诚，结合美满家庭，幸福无量。”再由党部委员朱浩怀训词，告以治家孝亲，互相和爱之道。
到此，婚礼仪式就算结束了，大家到礼堂外的草坪上合影留念，喜宴正式开始。
与中国传统的婚宴酒席不一样的是，这次的菜是西餐，席设在青年会校室内。先由何市长举杯敬酒，祝新婚夫妇百年偕老，再由新婚夫妇和证婚人等，回敬何市长喜酒。当有司仪员提议，请新婚夫妇乘兴跳舞唱歌，起初新人不肯，就由周南中学请来的提花女童高歌《特别快》。后来在大家的强邀之下，第四对新妇蔡荟英女士，唱了支《渔光曲》，全场拍掌称庆。
洋酒、西餐、唱歌跳舞，如若不是七对新人脸上羞涩又幸福的笑容，任谁也看不出这是婚礼的现场，只当是大学堂里搞的联欢会。没有奢侈的宴席和阔绰的排场，但是它简洁隆重而又不失庄严的场面却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震撼。直至席终人散，各喜家纷纷用包车欢迎新婚夫妇回宅合卺。(《湖南通俗日报》1936年3月9日)
《婚礼草案》：提倡简化仪式
冰心和吴文藻的婚礼，只花了34法币
从纳采、问名、下聘书，到请期、亲迎，再到着红装拜天地，中国式婚礼一向以隆重繁复著称。而与此繁冗极不相称的却是，这婚礼中的新郎和新娘，直到洞房花烛挑开盖头，才能看到彼此的庐山真面目。这感觉可能类似于“双11”过后大伙儿拆包裹的心情。郭沫若就声称自己的夫人张琼华是父母给他“隔着口袋买回的猫。说好是白的，打开一看.却是黑的”。
在长沙举行集体婚礼之前，传统婚俗在新思潮的冲击下已经有了微妙变化，新式婚礼在中国悄悄占有了一席之地。
据考证，清末年间，新式婚礼已出现于东南沿海的大都会和商埠中。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记载了当时“文明结婚”的情况：“礼堂所备证书，由证婚人宣读，介绍人、证婚人、男女宾代表皆有颂词，亦有由主婚人宣读训词，来宾唱文明结婚歌者。”
这种新式的文明结婚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据《南山日报》报道：1907年10月13日，天津塘沽张小田与北京慕贞女子书院的贾玉莲，在天津海大道美以美会微斯教堂，由陈牧师主持举行文明婚礼。报载“中西往贺者甚众。鲍太太按琴，男女学生唱诗，一时颇为热闹。”
追赶婚恋时髦，无论内容还是形式，一马当先的总是文化圈内人。1926年，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婚礼，100多位文化界、知识界名人到场，郎才女貌，轰动一时。婚礼上，除了证婚人梁启超字字千钧的证婚词“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让“新人及满堂宴客无一不失色”之外，婚礼应该算得上又浪漫又完满。
1929年冰心和吴文藻的婚礼，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证婚人是司徒雷登。他们的婚礼花费仅34法币。当时他们盖的两层小楼尚未竣工，婚礼结束以后就租住在京西大觉寺客房，十分简单朴素。
在举行婚礼这个问题上，文学青年们追求的无非是浪漫的感觉，真正霸气的还是党政军人士。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出席者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十六国领事。这无疑为新式婚礼做了一回大广告。
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由蔡元培主笔的《婚礼草案》，以矫正奢侈，消弭诈伪，破除迷信，提倡以质朴为核心。民国版本的《婚礼草案》，提倡简化婚礼仪式，借鉴了西方婚礼的特点，结合民国时期中国特有的人文特征和文化理念，尽量合理地把新旧婚俗调和到一种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都可能接受的层面上来。
上海开先河长沙紧跟其后
不到一年，长沙办了两届集体婚礼
对于一向以“敢为人先”著称的湖南人来说，举办集体婚礼还算不上是创举。
作为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历史时期，民国婚姻礼俗的变化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观念的变化相比，也许是缓慢的，却无疑又是巨大的。文明结婚、新式婚礼，由上而下，成为一种新政。不断有进步人士致力于婚仪改革活动，在盛行的移风易俗婚礼之风中，更新、更省时省力省钱的婚姻方式──集体结婚在一些大城市里应运而生并成为主流。
首开先河的，当属上海。1935年2月7日，上海市社会局公布了以简单、经济、庄严为宗旨的集体结婚办法。4月3日下午3时，全国首届集体结婚典礼在上海江湾的上海市政府大礼堂举行。参加者共57对新夫妇。按统一要求,新郎均着蓝袍黑褂,新娘均着粉红色软缎旗袍,头披白纱,手持鲜花,在军乐进行曲声中挽步入礼堂。司仪宣读新人名单,新郎新娘按照名单顺序,两对一次轮番登台。由证婚人赠送结婚证书和纪念品,致证婚辞。礼毕,新郎新娘在音乐声中步出礼堂,到广场摄影留念。
这种隆重、热烈、简朴、文明的做法,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引得其他地方也纷纷效仿。长沙是紧跟其后的城市，不到一年时间，便已举办过两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区内由政府系统主办的集体结婚中断了。但在大后方湖南、四川等地，不仅没有中止，反而有了进一步发展。
《集团结婚办法》湖南成全国蓝本
结婚要婚检，未发育好不行
1942年2月，《湖南省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制定。根据该办法，集体婚礼的仪式为：婚礼开始——介绍人、证婚人、主婚人、结婚人就位——证婚人读结婚证书——结婚人、证婚人、主婚人、介绍人依次签名或盖章——结婚人相向互行鞠躬礼——证婚人、来宾、主婚人致词——结婚人分别谢证婚人、主婚人，介绍人、来宾——奏乐鸣炮，礼成。
当年6月22日，长沙举行了抗战以来首届集体结婚，应该也算是那个时代中的血色浪漫吧。
1942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发布《集团结婚办法》，除写明上述文明结婚礼仪之外，其中第四条还特意要求，男女双方均应缴验合格医师所出之健康证明书，凡患有“花柳病、肺结核、精神病，麻风病及性器官尚未发育完全或有畸形而不能矫正”者，暂不发健康证明书。
不难发现，这个《集团结婚办法》，与《湖南省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有许多相似之处，它基本上是以《湖南省新生活集团结婚办法》为蓝本而制定的。
那些微笑、那些婚辞、那手挽着手的身影，一同印刻成为最暖心的历史断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