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岁娄底市一副局长倒在岗位上 曾四次被救回

25.05.2016  11:04

  2015年10月,娄底,周海涛(左三)陪同领导检查一楼盘质量安全问题。 供图/娄底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

  (原标题:他来过,只为见一面太阳)

  一个多月后,在周海涛生前最后一次做报告的会议室里,同事兼好友李建兴在白纸上写下一句话:他来过,只为见一面太阳,然后,就匆匆地走了。

  周海涛,娄底市住建局副局长,4月7日突发脑溢血不治,年仅49岁。

  周海涛的离世,李建兴“既痛惜又悲伤”,“我早提醒过他的……他不听”。他理解周海涛,但无法“原谅”他的死。

  “一个四次从死神手里捡回性命的人,凭什么这么不自知?”李建兴说,“以前我觉得他官瘾重,你都病歪歪的了,还这么卖命……后来我理解了他。”

  “理解”的过程漫长而艰难,渗透在诸多细节之中。这些细节,是官员周海涛成色的一部分,也是周围人怀念他的原因之一。

  离世前,他开完最后一个会议

  5月20日,娄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4楼410副局长办公室,一个黑色封皮的笔记本端端正正地放在办公桌上。

  笔记本第92页,周海涛留下了他生前最后的记录:上午,市打非办来我局督查打非帮扶工作。时间是4月5日。

  这天上午8点,周海涛在办公室接到了妻子谢萍从长沙打来的电话,问他有没有吃早饭,他说“吃了,自己煮的面条”,言语活泼,谢萍还挺欣慰。

  头天晚上,周海涛在高铁站送别了妻子与女儿。因为女儿要去长沙待产,谢萍需要去照顾。

  谢萍回忆,“他无意中跟我说,最近经常头晕,护肝药快吃完了,我说你跟我们去长沙找医生开药,跟局里请个假。他说不行,5号有一个重要会议。”

  谢萍没有坚持。她已记不清类似的对话发生过多少次,每次事后她都很后悔,但下一次还是拗不过固执的丈夫。

  5日上午9点,周海涛参加了打非帮扶报告会。11点,娄底市房改办负责人谢军来到他的办公室,向他汇报工作。谢军注意到,周海涛“多次揉捏太阳穴”,说头有点晕。

  12点半左右,同事李建兴遇见了周海涛。

  “一靠近发现情况不对,周海涛蹲在地上,左手护着右边脑袋,跟我说了三个字,‘痛,好痛’。”

  他赶紧去扶周海涛,发现周右手已经抬不起来了,且手脚冰凉,“我心想,麻烦了,赶紧叫了救护车。后来救护车到了,担架搁地上,我去背他,他用力把我扒开了,自己攀上旁边的凳子,接近1米8的个头,俯身跌在担架上。”

  李建兴说:“后来我想,他那么用力把我扒开,是怕太重压着老朋友了。最后一刻他都是想着别人。”

  李建兴与周海涛认识20多年,刚毕业都在建设系统工作,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我们有共同爱好,都喜欢尼采和萨特,向往桃花源式的生活。性格上他比较温和,我躁一些。”

  周海涛被救护车带走,李建兴跟了过去。下午4点,病情加重,家人决定将其转院到长沙。

  6日的手术比较顺利,医生将周海涛颅内的淤血清理干净。但由于周海涛有严重肝病,凝血功能极差,7日凌晨,其颅内再次大出血,经抢救后被宣布不治。

  7日下午1点,娄底暴雨,运送周海涛遗体的车辆驶进娄底市区。

  李建兴挤在送别的人群之中,痛哭失声。

  妻子埋怨,“不懂拒绝是他最大的毛病”

  周海涛早在1998年就被检查出严重肝炎。他在湘雅二医院住了两个月院,出院时,医生建议他办理“病退”,理由是,“你现在差不多是个废人了”。

  当时,李建兴也在场。他后来多次把医生的话拎出来,劝周海涛“休息”,但周海涛没听进去。

  “他跟我说,多活一天就要多做一天的事,命不等人。”彼时,周海涛的职务是娄底地区建委建筑业科副科长,工作不算复杂,以他的能力也能应付自如,李建兴“只得作罢”。

  2002年,周海涛被调动到当时的娄底市建设局,职务是工会主席。妻子谢萍说,这是周海涛为数不多的比较清闲的一段时光。

  这年初,周海涛突发感冒,高烧不止,到长沙检查后,医生建议他住院,周海涛拒绝了,理由是,“我要上班。”

  “我们只能回娄底。他在娄底的医院住了一星期,上午挂水,下午又火急火燎赶回去上班。病情反复加重,后来医生跟我说,‘我们现在想办法挽救他的生命……’我一听不对劲,赶紧转院到长沙。”

  周海涛被诊断出早期肝硬化,已危及生命。

  在医院躺了4个月后,周海涛捡回一条命。医生再次劝周海涛“病退”,他乐呵呵地答应着,回到娄底仍跟以前一样去上班了。

  谢萍与周海涛是大学同班同学,两人都是湖南师范大学1985级中文系学生。周海涛是生活委员,谢萍是文娱委员,丈夫的工作风格,她并不陌生,“认真负责,特别会照顾人,总挑最累的活干。”

  不出所料,两年后,工会主席周海涛揽下一个大担子。这一年,娄底市统一部署国有企业改制,建设系统涉及到的企业有10家,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周海涛被任命为改制办主任。

  “他一个工会主席接管这么一个工作,换作别人都会推辞吧,但他接下来了,半句怨言都没有。”李建兴说。后来几次见面,李建兴都骂周海涛“傻得跟头牛一样”。妻子也有怨言,“不懂拒绝是老好人最大的毛病”。

  揽下这些担子后,周海涛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热情和耐力,每家企业的改制方案都亲力亲为,数十次参与研究,熬夜加班成家常便饭。

  娄底一家建筑企业负责人说:“没有他,很多企业是活不过来的。”

  妻子担心周海涛吃不上饭,每天早上都会在他那个用了很多年的帆布包里塞满食物,但回到家发现,一样都没动,“他根本没时间吃”。

   “好像跟谁赌气似的,工作变本加厉地卖命了”

  两年后,企业改制任务基本完成,周海涛再次病倒。肝硬化引发食道静脉曲张,他的脾脏肿胀到碗口大,为保性命,医生将这部分脾脏切除了。

  这是周海涛第三次从死神手里夺回一条命。但他似乎并不侥幸于命运之神的垂青,用李建兴的话说,“好像跟谁赌气似的,工作变本加厉地卖命了”。

  李建兴很生气,他不理解老朋友,觉得他“官瘾重”,“为了工作不要命”。

  “后来周海涛怎么跟我说的?他说,他没有追求,组织安排给他什么,他就接受。”李建兴说,“道家讲无为,周海涛是无为胜有为,后来我送他几个字,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变” 与“不变”,周海涛曾在他的干部自述中这样剖析过:出生在农村,从小就没享受过优越的物质待遇,耳濡目染的是辛勤的劳作,培养了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一个农村孩子,经过党和政府的培养,成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不容易。无论知识的增长,眼界的开阔,大千世界的变化,但我朴实的品质、务实的作风、低调的生活一直没有变。

  2002年到2010年,周海涛一直担任工会主席。工作重点依然是企业改制。与他同一间办公室的副处级干部何林说,企业改制工作太复杂,足以耗尽一个人的心血,更何况是周海涛。

  2010年,周海涛胃部大出血,依然因肝硬化引起——肝炎是病灶,繁重的工作如同灶台上积垢的重油,一次次将他推向边缘。

  他的脾脏、胆囊均被切除。他身体上的器官越来越衰弱,每拿掉一部分,似乎是某种巧合,他肩上的担子反而又加重了几分。

  这年11月,周海涛被任命为娄底市住建局副局长,分管建筑安全、信访、执法等工作。这些工作每一项都体量庞杂。2012年到任的局长陈国光与周海涛认识多年,知悉他的病情,“我曾经试图将一部分工作分割出来,但找不出合适的人选。”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陈国光和周海涛因为工作结识,他感佩于周海涛的踏实、厚道,对企业尽职尽责,两人后来成为好友。2012年,陈国光从娄底市城管局局长的位子上调任至住建局党委书记、局长,他最大的欣慰,“是曾经信任的工作伙伴在同一个领导班组里”。

   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周海涛没有辜负好友的信任。

  多名同事说,周海涛从不收受红包,一包香烟都要给人退回去。他也没一个亲属在建设系统工作,或从事房地产开发和施工承包。他生活低调,长辈过世、女儿出嫁、乔迁新房,没有办酒,也没几人知道。

  周海涛的离世,对陈国光打击很大,他“失去了最宝贵的战友”。就在一个月前,陈国光已打好报告申请提拔周海涛为副书记,考察通过,周海涛却离开了。

  “我去找市里的领导,发现没几个人认识海涛,很意外。按理他分管建筑行业多年,是有机会接触到领导的。”陈国光说,“他也从没提过职务上的要求,提拔副书记是我的意见,他没心思去搞这些。”

  他的心思全在工作上。2014年以来,娄底市房地产业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不少房地产开发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项目不能按期交房,信访矛盾因此爆发。作为分管建筑业和信访工作的副局长,周海涛成为这些矛盾集中的火力点之一,他几乎每天都有信访接待,最多时一天有十多次。去世前两个月,数十农民工守着他讨要工资,周海涛耐心解释,从早上到下午4点没离开办公室一步。同一间办公室的何林看不下去了,从家里拿来苹果和饼干,叫他吃一点充饥。

  一位同事有次去找周海涛,正好遇到类似场面,“我跟海涛说,这些都是放高利贷投资房地产收不回来的,是刁民!”周海涛生气,批评他,“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刁民这样的称呼不妥。”

  每一起信访事件,他都认真对待,帮助解决问题,从不推诿。他去世后,前来吊唁的人群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曾经的信访群众。

  任劳任怨的性格,成了压垮周海涛的稻草。

  高血压是两年前才发现的新毛病,最终让他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去世后,同事翻他的公文包,除了一堆药物,就只有一个用了很多年的、漆面掉光了的保温杯。

  封面观点

  我们为何如此缅怀他

  一个人倒在工作岗位上,终究是让人痛惜的;而对一个曾经历四次“死里逃生”、最终还是倒在工作岗位的干部,又该如何理解他的“卖命”呢?

  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社会,一个人都“病歪歪的了,还这么卖命”,或许不是值得提倡的行为选择。但是,当我们追忆这个突然离世的干部时,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对其充满敬意。正如他身边的同事所言,理解他“不自知”的过程或是漫长而艰难,渗透在诸多细节之中。这些细节是干部周海涛成色的一部分,也是周围人怀念他的原因之一。

  毋庸置疑,这首先是一个敬业的干部,四次“死里逃生”依然坚守工作岗位便是最好的例证,但正如前述所言,这样的敬业是否值得提倡,可另当别论。

  不过,周海涛有这么几个人生片段,是尤为让人动容的。在妻子眼里,他是一个“老好人”,一个不懂拒绝的老好人,在他同事眼里,他“傻得跟头牛一样”。他正是以孺子牛的精神,在工作作风上赢得同事的尊重。根据其领导的说法“我去找市里的领导,发现没几个人认识周海涛”,这让其领导很意外,能在个人仕途上如此两袖清风,这恐怕会让很多人“很意外”。

  如果说工作上的勤恳,作风上的纯粹,尚是其作为公职人员的本分,那么,另一个令人敬佩的细节是,数十农民工守着他讨要工资,他细致地做好解释工作,当同事对这群上访者有微词时,他义正词严道“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刁民称呼不妥”。

  与诚恳爱民的评价相比,我更愿意将此视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干部,对本分的坚守。这恐怕也是他作为干部,能始终葆有工作激情、甘当老好人的根源所在。

  人无法控制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增加生命的宽度。当一个干部的突然离世,引来如此多人的缅怀,这些如潮的好评,这些沉痛的不舍,正是他生命宽度最生动的描述。(潇湘晨报 评论员 高亚洲 潇湘晨报 记者 王欢 娄底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