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富境安法为本（法治中国　铿锵前行）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主要领导主持建设“法治浙江”这一省委年度重点调研课题，调研足迹遍及全省40多个乡村、社区。2006年，浙江率先提出建设“法治浙江”，作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总载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战略，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法治化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民权益。

　　这张“法治浙江”建设的蓝图，浙江历任领导一绘到底，以法治促发展、谋民生、保和谐。八年来，顺应浙江发展新定位、新要求和新机遇，“法治浙江”建设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完善。

　　“把法治精神作为主心骨，真正信仰法治、坚守法治。”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说。

　　以法治思维推动中心工作

　　“成立村级河道保洁队，实行雨污分离；村庄禁养生猪，家禽实行集中圈养。”不久前，衢州市龙游县横山镇脉元村村民代表大会刚刚通过新的村规民约，增加了好几条保护水环境的条文。

　　“这就是我们村新修订的‘小宪法’，人人要遵守，互相来监督。”脉元村村支书周志明说。

　　今年，浙江打响一场治水攻坚战，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五水共治”，倒逼转型升级，破解“水乡难觅清水”的尴尬。钱塘江上游的龙游县，也是传统生猪养殖基地，县里下决心拆除“低、小、散”养殖场，生态化、工业化治理生猪养殖污染，力保“一江清水出龙游”。河道如何长效保洁、生态如何有效保护？最近，龙游陆续有30多个村，通过法定程序修订村规民约，写入“五水共治”等内容，引导群众共建共享美丽家园。

　　在治水攻坚战中，浙江已有6442公里“垃圾河”、3636公里“黑臭河”得以清理整治。一些多年恶臭浑浊、群众意见强烈的河流，初现水清岸绿的怡人景象。“治水”之所以见实效，不是领导一时“拍脑袋”，也不是光靠行政命令来推动，其中离不开法治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一些地方除了有“河长”，还设有“法制副河长”，宣讲环保法规、解答法律问题；社区法律服务中心、农村法律顾问团等深入矛盾一线，提前介入、同步解决纠纷；去年以来，各地多起因污染环境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也对不法企业形成更大威慑。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将中心工作的推进作为“法治浙江”建设的试验田、试金石。近年来浙江推进改革发展各项重点工作的背后，都有法治的力量在支撑，建设“法治浙江”，也有了干在实处的大平台、落脚点。

　　去年以来浙江改造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拆除违法建筑，也正因为始终贯穿法治化的治理模式和思路，原本难度很大的拆违工作，也平稳有序推进。

　　“搬完屋子里的东西，我就把钥匙交了。”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花鸟港村的钱永民，是村里最早同意拆除自家违法建房的村民之一。“村支书和联村干部上门好几趟，法律规定讲了好几回，《土地管理法》里头确实有一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规定。当时建的时候比着人家都在建，现在看看周围其他村都在拆，不能不服气了。”

　　村里排查摸底，总共22户存在这种“一户多宅”的违法建房情况，村支书徐新荣每户人家都要上门三次以上，一条条法律法规解释到位，一幢幢违法建房核实认定，换来一把把钥匙主动上交，一支支工班进驻助拆。

　　“改革不依法，天天当被告。”浙江启动“三改一拆”之初，就于制度安排中体现法治的要求。针对“三改一拆”等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全省各级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成功率96.84%。目前，浙江累计拆除违法建筑2.45亿平方米，新增可用地24.29万亩，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改造面积2.69亿平方米，超过了3年行动计划的预期目标。

　　用率先创新撬动法治进程

　　“和审批打了多年交道，现在办事最‘通气’。”在富阳市行政服务中心大厅办事的富春第八小学筹建组工作人员李炎胜有切身体会，“以前一个项目前置审批就要花七八个月，现在也就两个来月。原来部门审批需要5个工作日，现在最快只要1天，最晚不超过3天。”

　　今年3月全国首个“晒”出县域“权力清单”的富阳，“晒”的同时，动真格“自我革命”，该减的减、该去的去，群众打交道最多的常用行政权力，从2551项到1465项，削减了四成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优化再造审批流程，还创新并联审批、“中介超市”等做法，让群众直接感受到改革成效。

　　在以往三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基础上，今年浙江审改再次迈出大步。继今年6月在网上晒出首份省级“权力清单”后，浙江又率先启动“责任清单”编制，年底前省级部门、市县政府部门都要拿出“责任清单”上网晒一晒。

　　“要让法治成为浙江改革发展的重要资源和竞争力。”省长李强说，要改变以往政府存在的“越位、错位、缺位”问题，都离不开法治这把“尺子”。法治环境更优，才能让老百姓创业创新更加自由、更加安全。

　　“权力清单”管的是政府部门“乱作为”问题，“该放的放到底”；“责任清单”则管住“不作为”，“该做的做到位”。加上先后公布的企业投资负面清单、财政资金管理清单，浙江从这“四张清单一张网”发力，构建法治政府，以此作为“法治浙江”建设关键一环。

　　同样，在人民民主、地方立法、公正司法、权力监督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浙江的创新探索“亮点”纷呈。

　　在全国率先探索开放式的“开门立法”。最近，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首创省人大代表分专业、有重点参与立法的新机制。有115名代表从立法调研项目库中选择了重点参与的法规项目，有的代表还参加了所选法规项目的起草。为了让立法更“接地气”，今年，浙江还设立了27个立法基层联系点，直接收集了解基层群众对地方立法的期待。

　　在全国率先出台加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意见。去年，政协重点提案经过“公推协商”遴选，选择“民族乡镇政策扶持”“空气污染防治”两个系列19件提案，“打包”集中协商督办。今年，“三级政协联动、万名委员同行、助推五水共治”专项集体民主监督，成立1297个监督小组、1363个暗访小分队，提出意见建议4728条。

　　在全国率先建立“阳光司法”指数评估体系。去年发布全国首个“阳光司法”指数测评报告，113项测评指标涵盖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所有环节。全省1783个审判法庭全部实现数字化，庭审过程全程录音录像，三级法院累计上网公布裁判文书130万余份，数量居全国之首。今年7月开通的“浙江法院公开网”，是全国首个省、市、县三级法院一体化的司法公开网络平台。浙江检察机关也通过互联网或案件管理大厅，公开了相关法律文书。

　　让法治“根系”在基层越扎越深

　　“3000万元的财政专项资金，给了103个单位、160个项目，‘撒胡椒面’式的投入太分散了！”“对科技含量高的服务业企业，应该在补助政策上多倾斜。”

　　今年9月，温岭市举行了一场评价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的民主恳谈会。市人大代表、企业负责人、普通市民、专家学者等参会代表各抒己见，意见犀利。市财政局负责人当场表示，将汇总各方意见，建议修订完善扶持政策，让财政资金更好地“四两拨千斤”。

　　温岭是“民主恳谈”这一基层民主形式的首创地，如今用民主恳谈来评价财政资金绩效，在全国也是头一次。

　　近几年温岭所有部门预算逐步都向社会公开，“参与式预算”越来越深入民心。去年首次实行“部门预算票决制”，市农业林业局、科技局两个试点部门的预算，首次提交全体人大代表集中审议。有代表现场“开火”：“中央都要求削减‘三公’经费，农林局‘三公’经费预算不减反增30多万元，建议重新修编。”经过连夜修改，农林局“三公”经费预算减少了130多万元。修改后的两部门预算才被人大代表无记名投票表决通过。

　　随着民主恳谈、民情恳谈、村务公开、村务监督等制度全面推开，“法治浙江”在基层的“根系”越扎越深。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辉忠说，要让民主法治理念滋养和激活每一个社会“细胞”。

　　金华市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86岁的洪佐云老人，对10年前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后陈村挂牌的场景，记忆犹新。当年后陈村是武义“上访第一村”，几任村干部因经济问题“落马”，干部召集村民会议每每骂声一片。这才“逼”出了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成立。

　　“过去村民怕干部做事，总怀疑村干部捞好处；现在一切都在阳光下，村民就怕干部不做事。”后陈村村支书陈忠武感慨地说，“村监会给群众一个明白，也还干部一个清白。”10年来，后陈村保持“四个零”的纪录：群众零上访，干部零违纪，群众零投诉，违规收入零入账。

　　被称为“后陈经验”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在全省、全国推广，2010年写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一个村庄应急的“治村之计”，发展完善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一项制度设计。

　　如今，浙江村村都有村务监督委员会、村级便民服务中心，95%的村达到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规范化建设标准，90%以上的村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等制度，全国或省级“民主法治村”“民主法治社区”已有676个。

　　农村村务决策由“少数人说了算”转向“村民当家作主”，城市社区重大事务则从“为民做主”变成“由民做主”。

　　杭州市上城区湖滨街道有个“湖滨晴雨”工作室，聘请区域内“两代表一委员”、居民、企业员工、新杭州人等代表为“民情观察员”，搜集民情民意，回应居民诉求。杭州市出台“60岁以上老人公交乘车半价”的惠民政策、针对垃圾处理难题提出的“实名制”家庭垃圾分类办法等，都出自“民情观察员”的意见建议。通过民主协商，让居民烦心了多年的危旧房改善、自来水一户一表安装等民生难题一一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