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官员因反腐对企业软拒绝:不接电话不批文件

27.03.2015  08:57

新华网海南博鳌3月26电(“中国网事”记者周慧敏 傅勇涛)官商之间交往过密,往往不只是勾肩搭背、称兄道弟那么简单,结成利益共同体后,极易滋生腐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十分迫切地表示,经济新常态下,亟需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

   高官贪腐多“金主”,政商关系为何屡碰红线?

  “以利益交换为目的的政商关系确实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与会嘉宾将矛头直指畸形的政商关系。

  中央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打“”绝不手软的同时,拍“”也毫不留情。不论是薄熙来、刘铁男、刘志军等高官,还是山西等地出现的“塌方式腐败”,都暴露了部分官员底线失守,频频与商人利益交换,触碰法律红线。例如,山西省2014处分市厅级干部45人,很多腐败案件背后都有煤老板身影,涉及煤炭资源交易。

  由于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完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没有根本转变,官员手中的资源配置权、项目审批权等确实能给商人“办事”。论坛嘉宾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说,如果过分依靠政策,不是靠法治,就容易产生官商勾结,必然导致腐败。

  “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伸手过长。”海南现代集团董事长邢怡川深有感触地说,例如,市场挂牌招投标的问题,其实“潜规则”都定了,整个程序看起来很公平,但在真正投标之前,相关部门会把招标条件缩小,甚至是“量身定制”,最糟糕的是“围标”,不管哪家公司中标,施工单位就是那一家,这是官商勾结的“权力游戏”。

  论坛嘉宾《中国企业家》杂志原社长刘东华说:“领导干部超出正常工作范围和一些不法企业家勾肩搭背,搞钱权交易,甚至直接插手工程建设、项目开发、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当前腐败问题的重灾区。

  另外,一些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监督和制约,也就为一些希望“走捷径”的商人打开了“方便之门”。“社会上慢慢形成了一种风气和习惯,官员和商人以关系和利益作为交换条件,不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说。

  一位落马的海南厅级干部在悔过书中坦言,这些商人都是用我们手中的权力富起来的,跟老板混在一起,慢慢就会职务不分、身份不分、立场不分,最终走上不归路。

   不接电话、不批文件”,政商关系如何避免走极端?

  反腐高压成常态,“不敢腐”渐成气候,然而,另一个极端却出现了:为了避免“负责任”“受牵连”,一些官员对企业家避而不见,或者搞“软拒绝”,从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了“背对着背”。

  邢诒川说,现在官员普遍和企业接触少了,很多官员“不吃、不拿、也不干”,不跟企业接触,能躲就躲,能避就避,害怕做事越多,犯错越多。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因为反腐高压,官僚不作为,这样就出现了政府有权不作为而企业没有足够的权力来作为的现象。现在“不接电话、不批文件就是一些官员的新常态。”恨不得和企业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种情况很麻烦。

  一些企业家也表示,现在土地供了,资金批了,项目却推不下去。表面上看,是国家财政资金效能低下的问题,深层次看,恰恰折射出新形势下庸政懒政怠政现象的抬头,甚至蔓延。

  在这种畸形的“政商关系”下,官员和企业家之间隔着无形的“玻璃门”,企业发展得不到正当支持和服务。

  “要治理这个问题,政府应建立一套重新考核干部的制度。”保育钧说,当前公务员只进不出,工资待遇跟级别挂钩,只要不出大问题,可以一辈子享受公务员待遇,做好做不好都一样。

  他认为,应该建立公务员淘汰制度,考核跟绩效联系在一起,从制度上预防不干事,从制度上来调动积极性,既有奖励又有处罚,让不干事的官员通过业绩考核离开岗位。

  “企业创造了很大的社会价值,政府为民办事应该也包括为企业办事。政府应该在制度的约束和规范下,大胆为民办事,大胆跟企业打交道。”邢诒川说。

   依法行政、简政放权 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

  2015年多项改革都按下了快进键,新常态下经济在换挡减速,改革反而要快马加鞭。在不少论坛嘉宾看来,经济新常态下,要建立“君子之交”“相敬如宾”的政商关系,政府必须简政放权,同时政府和企业在法治保障下,公开透明地打交道。

  建立健康新型政商关系必须处理好权力与市场、权力与企业的关系。“必须政府简政放权,还要把法律作为一个底线来确定关系的基本框架。”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龙永图说,长期以来,中国官员和企业家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政府官员手中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包括资源分配权和审批权。如果不真正建立一个法治关系,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肯定是不平等的。

  对领导干部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是官商勾结产生腐败的根源,需要切实规范权力运行。龙永图表示,权利要在阳光下运行,要建构一套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用制度来消除“没有原则的政治”与“没有道德的商业”,回归权力和商业的本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对于权力的约束,郑永年认为,关键是要不断健全完善“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权力清单”厘清政府职能边界,将使政府更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负面清单”划定的企业经营边界,从而最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作用。

  部分论坛嘉宾认为,全面推进大众创新的关键期,企业本身强化科技研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也是政商关系新生态的基础。董明珠说,企业要从和政府拉关系、搞圈子的“畸形心态”中摆脱出来,把发展的精力放在科研和创新上,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只有走自主创新、科技发展的路子,才是企业做大做强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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