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钱出力打敌人”

02.07.2015  12:18

  ——不仅仅是捐献了50架飞机

湖南人民捐献抗战物资。(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文热心

  1942年1月4日,中共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刊出的由郭沫若作词、贺绿汀谱曲的《出钱劳军歌》:“有力要当兵,有钱要劳军,前方后方齐拼命,出钱出力打敌人……”并发表社论号召“用一切力量援助前线”。

  此事的背景是:当时长沙正进行第三次会战,长沙西郊民众捐赠猪肉1万斤、蔬菜200担送来城中,犒劳浴血苦战的城防部队,使将士们“益加感奋”。因此,两个大家合作谱写了这一《出钱劳军歌》。

  “出钱出力打敌人”,正是湖南救亡运动大合唱的主旋律。

  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湖南人民在救亡的旗帜下,积极行动,慷慨解囊,贡献“居全国之冠”。

   1 一个心病:挨炸

  在前期与日军作战中,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人家有飞机大炮,而中国军队只有挨炸的份,完全是凭血肉之躯抵抗敌人的钢铁炸弹。不仅地方军队,就是中央军的将军们,都发出无奈的感慨。宋希濂在武汉会战所率的七十二军,全是德式装备,在兵对兵、将对将时可以凭勇气将敌人打垮,可面对敌方飞机的轰炸,无法扩大战果,只能徒唤奈何。像陶峙岳所率地方部队拨归中央军指挥后,在淞沪抗战中,“凭着几条破枪,能坚守温藻浜27个昼夜,简直就是奇迹”。

  因此,夺取制空权,成为中国军队的梦想。

  没有飞机,成为全国人民的心病。

  “航空救国”也就成了抗战的举国行动。

  买飞机要钱,募款就是“航空救国”的第一要务。

  “献机”运动轰轰烈烈,曾是湖南救亡运动的鲜明特色。

  “剧人号”、“湘商号”、“湘工号”、“记者号”、“湘妇女号”、“儿童号”……这些飞机的名字不断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其对应的款额也汇入了航空委员会账户。

   2 各种“号”:飞机

  捐献者取的这些机名,并不能找到对应的飞机,只是表示一方、一行或一群人的爱国情怀到了某种刻度。

  1940年后,湖南“献机”的爱国热情掀起高潮。这年8月,戏剧界为响应演剧募捐购献“剧人号”飞机,举行了大规模的平(京)、湘、楚话剧联合公演。

  9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进步人士组成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抗剧八队,为募捐“剧人号”飞机,在湘潭“百代剧院”首次公演多幕剧《国家至上》,观众极为踊跃。

  10月,湘乡县民袁振基发起“一县一机”运动,并发表告该县民众书。该书发表后,湘乡民众捐款甚为踊跃。长沙市商会、工会纷起响应,捐献“湘商号”、“湘工号”飞机,湘潭动员委员会也继起募献“湘潭号”。

  11月,湖南工界献机征募委员会成立。

  11月21日下午,衡阳各界举行首届防空节庆祝活动,衡阳人民抗敌后援会倡议募捐,购置飞机一架,并命名为“衡阳号”。衡阳妇女组织发动全市妇女参加捐购“湘妇女号”飞机。

  12月16日,长沙邮务工会呈请全国邮务总工会发动全国邮工捐献飞机,并决议将元旦聚餐费捐献购买飞机。

  12月,邵阳桃花坪商店工友陈正廷、朱锡圭、李柴松发起捐献“工友号”飞机;蓝田商人唐鼎新发起捐献“店员号”飞机。

  1941年11月,湖南第一军人监狱在监人员,全体减食五日,尽力凑得国币136元作为献机款。

  1942年2月,长沙记者公会募款3万元,捐献长沙“记者号”滑翔机一架。

  1942年3月,湘桂铁路抗敌后援会再一次发动员工捐献“湘桂铁路滑翔机”一架。

  1942年8月,湖南伤兵,把绝食一天所得,充作献金。

  据统计,至1942年5月底,全省捐机款逾700万元,可购飞机50架,居全国之冠。

  这当中,有着许多感人故事。在衡阳,船山中学童子军队员伍文章、周恒等还向全国发起捐献“中国童子军号”飞机,并发动本校童子军队员节储平时费用,共献金1931元;私立陶淑小学发起筹募“儿童号”飞机,并致电全国小朋友,节蓄糖果费,响应“儿童号”运动;衡阳县新桥冯孝先之妻华氏,捐献家田24石(合计2.4亩);泉溪85岁的李老太太将家中2万银元全部捐出。在长沙,“献机”活动最成功的是湖南第一纺织厂,至1943年1月,员工共捐献飞机15架。

   3 募寒衣:紧急

  前线的需要,就是后方的行动。湖南人民捐献的不仅仅是飞机。

  寒冬来临,前方将士需要寒衣,征募寒衣也就成了湖南救亡的要务。

  省里成立征募寒衣委员会,各救亡团体更是积极行动,因此,湖南的寒衣征募活动效果显著。

  1940年8月,《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说:“秋风渐起”,“我们,能不有酒食而思前方将士的食冷,感秋风而念爱国健儿的衣单”,号召“发动(民国)二十九年度征募寒衣运动,自八月十五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湖南各界积极响应,迅速行动,湖南的新闻记者更是表现突出。耒阳记者会定“9·1”记者节日举行报纸义卖及戏剧公演,全体新闻人员均亲自参加,同时举行战时全国新闻报纸展览会;长沙记者公会则“捐献一日所得作为寒衣捐”,并广泛进行征募寒衣宣传。而社会各界纷纷刷写宣传标语,深夜赶制寒衣,至9月15日,即征募寒衣20万件。11月,价值法币55万元的棉背心20万件转运前方,慰劳抗日将士。

   4 募钱物:常态

  “出钱出力打敌人”,更多地融入了当时人们的生活。

  义卖募集钱物,成为一些单位和社会组织的常态。1939年1月,衡阳《大刚报》于15日举行义卖,共募得银洋4600余元。1939年9月1日,常德《新潮日报》创刊,在常德剧院举行“义卖”大会,报社领导人亲临现场,将精印的《新潮日报》义卖劳军,其中常德被服厂厂长杨隶文以5000元的义卖最高价买一张《新潮日报》,是日共得捐款27万元。1942年7月7日,《国民日报》、湖南《大公报》举行义卖,募得捐款3182元和2700元。《湘潭民报》也举行“七七”义卖献金,共募国币10794元。

  节日献金和婚庆献金,成为人们支持抗战的具体行动。节日主要是春节、中秋节等,尤其是特定节日,如七七事变纪念日、九一八事变纪念日等。1938年7月7日抗战一周年纪念日时,湘抗敌总会决定在省会举行献金运动,全市设献金台5个,至9日共收各界人士及群众献金96087元。辛亥革命元老刘揆一(湘潭人)将亲友所赠之寿资全数购置布鞋400双,交省抗敌会充作慰劳品;1943年5月,祁阳县九旬老媪柏黄氏捐九旬寿诞席费1万元,作为文化劳军捐款;1943年6月,桑植达泉乡第八保百岁老人陈王氏将其百年来针红所积1万元,捐赠抗日将士作医药费。另外,有许多民众将结婚费用也捐献出来,至为感人。

  慰劳前方将士,发自人们内心。清翰林、大书法家郑家溉(长沙县人,居长沙市)致函抗敌总会,将其夫人杨氏的金镯一对和三女季纯的结婚戒指一枚一并捐出,慰劳前方将士;临湘老农蒋味庭(年龄60多岁)自临湘陷敌后即率子孙13人参加游击队,并将历年积蓄800元,捐赠出征军人家属。1944年夏,衡阳保卫战在即,慰问将士活动更加火热。6月,衡阳市连日发起募捐运动,街头巷尾都设有捐献处,募款500万元,并组团赴湘北慰劳。1945年6月,桥头河省立一师师生也募集了9574元,慰劳前方抗敌将士。

  士农工商,全民参与,无论是耄耋老人,还是小小儿童,甚至是狱中犯人,均“匹夫有责”。

  募捐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那一张张的纸币和一枚枚的铜板,它募集到的是比金钱更为可贵的人心。

  有人曾说:“这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湖南人民的慷慨募捐,有力地支持了湖南乃至全国的抗战。

  ■ 链接

   “湖南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

  1944年5月,时任湖南省主席、第九战区总司令的薛岳,在湖南省行政会议上作报告时称:“湖南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每年除供给军棉7万担,军布300万匹,军粮1000万担外,尚需接济邻省更大更多之需求。全省人民的慷慨解囊,一方面鼓舞了前方士气,使杀敌更为英勇,一方面使全世界看到我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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