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王跃文：我写作的终极指向是光明和温暖
对话王跃文——
我写作的终极指向是光明和温暖
我的小说风格八字可状：波澜不兴，深水静流。 我没吃过猪肉，天天看见猪跑而已
文/记者 李婷婷
王跃文
当代作家，湖南省作协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代表作有《国画》、《西州月》、《漫水》等。曾获湖南青年文学奖、湖南省文学艺术奖，2014年8月中篇小说《漫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今年8月，王跃文最新长篇小说《爱历元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从接到获得鲁迅文学奖消息的那一刻，到为新书《爱历元年》全国巡回签售，三个月来，王跃文每天都在“赶场子”。有朋友开他玩笑：“这段时间签得手都发抖了吧!”
虽然“并不是刻意走畅销小说的路子”，但王跃文的每一本书几乎都具有销量的保障。从风行一时的官场小说《国画》、《苍黄》，到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乡村题材《漫水》，再到眼下这本都市小说《爱历元年》，都曾掀起某一个时段的“王跃文现象”。
即使不间断地跑场签售、应对媒体采访，他依然要抽出时间去吃一碗牛肉面。他的朋友圈里，几乎每天都有一份新鲜出炉的美食秀。他对牛肉面的热爱与《爱历元年》的主人公孙离一样。王跃文豪气地说：“我每年要吃三百六十五碗牛肉面。”
我不认为自己是好作家，只是把小说写得读者喜欢看而已
都市周末：你的新作《爱历元年》描写一对知识分子夫妻的婚姻生活轨迹，对中国人过去二三十年间的精神走向、情感形态等进行回望。为什么要写一本谈爱情、谈中年情感危机的小说?一对夫妻的生活多大程度上能带动这种回望?
王跃文：我只想写一对寻常夫妇，也就是普通老百姓最近二三十年的生活状态。选择知识分子，或选择工人和农民，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我更熟悉知识分子的生活现状，便作了这样的选择。我没有全景式立史作传的野心，最初的创作冲动，只是因为对这二三十年世道人心的变化有些感触，又在写作过程中作了些思考，最终便使小说或多或少有些编年史的意义。
都市周末：你为主人公孙离的设定是畅销书作家、抑郁症患者，这些元素你都具备，写作中你自己多大程度上会浸入他的生命?你是否通过写作也在审视自己的个体生命?
王跃文：为了把人物写得真切，我确实把自己的某些生活习惯、性格都放在孙离这个人物身上。比如，孙离喜欢吃牛肉面，我自己每年要吃三百六十五碗牛肉面;孙离失眠，我也失眠;孙离有些像老顽童，我也像个老顽童。这么写下来，虽然孙离身上发生的故事都是虚构的，但自己似乎也陪着他生活了二十多年。我在写孙离这个人物的时候，也在检视自己的庸碌人生。
都市周末：你说“书好卖的作家未
必是好作家，好卖的书未必是好书”，在你心里“好作家”、“好书”的标准是什么?
王跃文：我的理解中，好小说的最低标准是把故事讲好，讲得读者愿意看下去;再高一点的标准是能塑造好人物形象，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应该像成语一样不需要解释就意义明白，比如阿Q;更高的要求就是小说还能提供原创性的思想资源，比如《阿Q正传》所作的中国国民性批判就是前人没有作过的，因而是原创性的。如果拿这样的标准去评价，我不认为自己是好作家，我充其量只是把小说写得读者喜欢看而已。
我的作品都是真诚、血性之作，终极指向是光明和温暖
都市周末：很长一段时间你被贴上“官场小说家”的标签，但你一直反对被贴标签，也曾听你在公开场合说过“想写一部没人看的书”。现在你尝试了各种题材，还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你觉得已经揭下这个标签了么?
王跃文：作家被符号化、标签化，实在是件无奈的事。我并不是今天尝试写各种题材的小说，而是我的写作一直是多题材的。只不过所谓官场小说影响太大，我自己把自己遮蔽了。官场小说受到热捧，这不是文学现象，只是社会现象。
都市周末：害怕过这种“拔除”可能带来的危险么(比如陌生化带来的销量影响等)?
王跃文：我不在意揭掉标签会给我带来什么影响。我本不是刻意走畅销小说路子的，我的小说深受读者欢迎也许只是上天垂怜。这可以从我的创作习惯上看，我不喜欢构筑宏大叙事架构，拒绝把故事写得离奇曲折，甚至对故作新颖的手法也不以为然。我习惯写生活的日常状态，写司空见惯的人间万象，写琐琐碎碎的事情和絮絮叨叨的言谈，把小说写得同生活没有太大距离。我的小说风格大概八字可状：波澜不兴，深水静流。事实上，生活的常态本就如此。
都市周末：如今回头去看，你觉得曾经19年的官场经历，与你的创作以及个人生命有着怎样的关系?体制对你的才华有扼制吗?
王跃文：人之于命运，大抵只能顺受。我在官场19年，干的都是替人作嫁的工作，即写官样文章。我从不承认自己有过官场生涯，就是因为自己从来就没有做过官。看人家做官，怎么敢说自己有什么官场生涯呢?我没有吃过猪肉，天天看见猪跑而已。尽管如此，那些岁月对我的文学创作大有裨益。那是个最能见冷暖、知是非的地方，人间万象应有尽有。
我没有什么才华，但有勤奋和韧性。一个乡下人，从小饿肚皮长大，又经过很多疾病，活下来就已是万千福报。我命贱如草，才薄如纸，能够凭写作养家糊口，还混得江湖浮名，更欲何求?
都市周末：从写官场、说历史到谈爱情，能否谈谈这期间你的变化?写作中你有“潜在读者”么?或者说所谓的“理想读者”?你觉得不同的读者能从你的书中得到什么?写作时你期待能给予他们什么?
王跃文：我在不同的时候写不同的小说，仅仅是某个时期的创作冲动而已。既不是刻意为之，也不是媒体经常问到的所谓转型。《爱历元年》是我唯一因为有了某种理性思考而写的书，结果这部小说从起笔到完稿用了整整六年时间。我从未假想过自己的读者群。有读者朋友在微博里夸我的小说很经典，对此我曾在微博里说：我不敢说自己的小说是经典之作，但我敢说自己的任何作品都是真诚、血性之作;不管我的小说受到多少批评，我敢说自己笔触的终极指向都是光明和温暖的。
我很容易与笔下人物同悲喜，进入忘我状态
都市周末：你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知识分子，从官场、历史到家庭叙事中的知识分子。作为创作者本人面对和处理他们的生存、挣扎及自我救赎的轨迹有何异同?你对笔下人物、故事的心境和情感状态是否也有所变化?
王跃文：我在写作中很难摆脱自传化倾向。很多人物和故事，有意无意间都有自己的影子。当然，并不是说小说里写的那些事情都是自己经历过的，而是自己写作过程中很容易把自己放进去。我很容易与笔下人物同悲喜，进入忘我状态。《爱历元年》的创作中更是如此，我甚至同别人讲到这部小说的时候，无意间会把孙离替换成我自己。孙离是我所有小说中，从职业到年龄到性格都和我比较相似的人物。
都市周末：你在小说定稿中改写了类似“车祸”这样的最初构想，写作中你是否同情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人到中年，是不是对社会和人性达成了谅解?这种由时间和经验达成的谅解，与可能因此丧失的“批判性”如何平衡?
王跃文：我在《爱历元年》初稿中，把孙离的弟弟孙却夫妇写成遭遇车祸，而孙离的儿子孙亦赤不辞而别出国去了。但是，写着写着，我舍不得这些人物。他们都是有爱的，他们都是懂得接受爱的。所以，我们让他们生命重生，或者情感和灵魂重生。也许，这同我自己进入中年，内心越来越柔软有关吧。文学应该有批判，但文学不能仅仅只有批判。《爱历元年》讲述温暖的同时，仍保持我小说惯常的批判力度。
都市周末：你尝试过各种题材，未来会尝试写作形式上的改变么?还是会一直坚持“写实”?接下来您打算尝试什么题材呢?
王跃文：写实大概是我改不了的写作习惯。我景仰那些花样翻新的作家，但自己做不来。我是个很笨的人，创作上非常不自信。我很怯于同前卫作家谈文学，一般都是洗耳恭听。虽然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写了些什么，内心却对他们充满敬意。我对自己越是不懂的东西，越是怀有敬畏之心。
■文/记者 李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