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孩政策落地需强化法律保障 生活成本成最大顾虑

　　 开栏语

　　2016年3月1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在这份报告中，“改革”与“创新”成为高频词。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改革”与“创新”都是在法治轨道上进行的，都需要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从今天起，《法制日报》视点版推出“2016政府工作报告热点话题法治解读”系列报道，从政府工作报告中选择与民生关系最密切的六大问题，一一回答改革和创新如何在法治轨道上进行、法治如何提供保障。

　　 对话动机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两孩”政策的表述备受关注。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以来，关于“两孩”政策的种种讨论从未停歇。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完善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配套政策”。完善“两孩”配套政策的重点在哪里？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怎样的法律保障？围绕这些问题，《法制日报》记者与业内专家展开了对话。

　　 对话人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李建民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原 新

　　《法制日报》记者 　　　　　　　　　　　赵 丽

　　 生活成本成最大顾虑

　　记者：去年，“两孩”政策就已出炉。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完善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配套政策”。然而，从社会实际看，预期中的生育高峰并未在今年年初出现。

　　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经过调研提出，赞同“两孩”政策与目前的生育意愿呈现一定反差。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导致出现这种反差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对生活成本的考虑。北京白领李娟告诉我们，她家月收入在3万元左右，有一套北京重点小学的学区房，即便如此，也“不敢生二胎”。李娟的原话是，“我们没有其他收入来源，我害怕我们没有能力负担第二个孩子，担忧我们不能保证原来的生活质量”。

　　原新：就像你提到的，一个家庭实现“两孩”的确存在许多限制因素。比方说，生育成本和抚养成本，这些成本现在都非常高。此外，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也在上升。所谓机会成本，就是说我如果不养这个孩子，可以用这些时间干别的事情。这是因为，中国已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化社会，社会的流动性大，竞争性加强，要想升职甚至只是稳住工作的话，都需要不断地进修、学习。

　　另外一个方面，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大家结婚、生孩子的时间越来越推迟。由于种种配套政策不齐全等因素，对女性来说，生一个孩子大约要搭进去三至五年的时间，如果生两个孩子，那就需要花费十年的时间。这样计算的话，人的一生又有多少十年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因素。

　　记者：您刚才提到母亲育儿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问题，可以说，女职工孕期、产期、哺乳期“三期”权益与企业发展之间一直存在矛盾。自从宣布“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后，网上就有人调侃，现在职业女性简历上最可以引以为傲的亮点，恐怕要算“已婚女性、二孩之妈”。

　　对于这样的调侃，并非所有人都能笑得出来。对于女性来说，生育第二个孩子，意味着向单位申请第二次产假，但一些企业并不愿看到这一情形，所以不少企业情愿雇佣男性。

　　李建民：由于平等就业观念缺乏、现行反歧视法律制度以及对平等就业权的社会保障机制不足等因素，我国的就业歧视问题仍然存在。女性由于存在生育问题，会遭到来自用人单位的歧视。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就业歧视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但受旧有观念的影响，想要完全消除性别歧视绝非一日之功。

　　现行法律的缺失导致就业歧视案件“立案难、举证难、胜诉难、赔偿低”。一旦女性遇到就业歧视，缺少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法律法规去依照执行。

　　我国目前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反就业歧视领域的基本法律，明确就业歧视的概念，建立反歧视的专门机构，同时规定救济措施和救济机制，以真正保障劳动者遭受就业歧视后能够获得有效救济。

　　女性的生理特点必然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从保护女性就业角度出发，政府应给予企业一些补助，同时在社保、生育保险等领域增加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