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媒体透过“占中”看到了什么？
转变就从那一年开始。
据人民日报国际部“镜鉴”公众号，香港“占中”今天进入第18天，已对香港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商家生意惨遭殃及，广大市民不堪其扰。镜鉴与您一道，看看那些“热心”的美英媒体。透过“占中”，他们看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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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在触动这些人的神经？
一河之隔，这边是深圳，那边是香港。四年前我第一次去香港，从深圳机场转乘大巴，80元人民币，两个多小时就到了湾仔，也就是现在的“占中”之地。记得我当时一路走过去，在街头和店铺中看到了很多像我一样的大陆游客。
还有多少人记得几十年前成千上万大陆人冒着生命危险逃港的那一幕？9月初出版的《环球人物》杂志采访了《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陈先生对建国后逃港总人数的估计是100万以上。他还讲了另一个数据，1978年，深圳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34元，而对面香港新界的农民人均年收入高达13000港币。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年后，英国学者马丁 雅克在《卫报》的一篇评论中写道，“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走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中国的转变已经使世界的重心东移。”
世界历史500年以来少有的一场巨变由此揭开序幕。它构成了今日香港故事的一个宏大历史背景。香港不再是“橱窗”、“旗帜”或“堡垒”。
在1997年之前，香港的战略地位是由英国殖民地和冷战格局确定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2009年发表的《香港与东亚新帝国主义，1941-1966 》一文中引述的数据显示，20世纪60年代香港是所有殖民地中最大的英镑储备基地。其储量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1.4亿至1.6亿英镑上升到1967年10月的3.63亿英镑。这个数目超过了全英国海外债务总额的1/10。换句话说，那时的香港就是英国的“取款机”。杜赞奇认为，这也是为什么英国人始终不愿改变独裁模式的关键。直到1967年英镑贬值，伦敦向香港转嫁危机，香港在蒙受巨大损失之后，才以有限的“反击”获得了财政自治。
冷战同时也使香港成为美英“秩序”中的堡垒。杜赞奇认为，为了维护香港的战略地位，美英的利益在冷战时取得了一致，香港“这座堡垒是必须要坚守住的”。因为如果香港倒向共产主义，势必会导致东南亚的局势动荡从而影响欧洲帝国在那里的利益。于是，“殖民地的利益开始纳入‘自由’和繁荣的冷战视野之中”。
“1997年，香港人如梦初醒”，凯枚·原·特里(KAIMAY YUEN TERRY)在11日发表于美国《明星论坛报》上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这篇题为《要想真正了解香港，需要了解它的历史》的文章说，当年，当香港人尝试以英国殖民地居民的身份移民英国的时候，他们面临严格的配额限制，英国没有张开双臂，毕竟他们不属于一流的“英籍”。这是他们遭受的第一个身份危机。然而，这种郁闷的感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部分香港人心态的不变与香港地位的变化形成鲜明对照。“‘占中’事件中反映出的香港的身份认同危机的原因是地缘政治变化造成的”。这是美国研究地缘政治的学者蔚山·贡纳(Ulson Gunnar)的判断。在10月11日发表于全球研究网站上的文章中，他表示，“过去(香港)一直是受美英利益影响的，现在它将毫无疑问地会受到更多的中国的影响”。文章认为，香港的身份危机并不是香港的成功被大陆蚕食了多少，而是谁现在掌握着香港成功的钥匙。那些民主派面临的选择是“坚持殖民地思想意识和教条，还是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找到自己的新的建设性的定位”。
与部分香港人的身份危机相对应的，是一些西方人士对中国崛起引发的格局之变的不安。纽约亚洲协会罗斯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陪同美国前总统卡特访华之后，在最新一期《纽约书评》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反击》一文。他说， 过去被称作“西方”(的美国)现在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越来越棘手的局面，即权力平衡正在发生变化，一个还没有很多人愿意承认的变化，更不用说将这种认知嵌入我们与中国打交道的新方式之中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13日刊发了美国退役将军韦斯利 K 克拉克的文章，其标题有点儿唬人《是时候对中国动真格的了》。作者开门见山地写道，从香港到新疆，中国都在严厉地压制政治异议，而且它和俄罗斯、伊朗、朝鲜关系紧密。这让许多西方领导人从上世纪90年代就怀有的一个梦想破灭了——他们本以为，“建设性接触”最终会不可避免地使中国更开放、更民主。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中国变得更自信、更强硬，也更封闭。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占中”发生前《华尔街日报》(9月17日)刊登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国防部顾问白邦瑞的文章。白邦瑞在文中表达了几乎同样的失望感：“我研究中国40年了，得出的答案是，(误读中国的)问题不在中国身上，而在于我们自己。60年来，我们西方人一直从自身利益出发看待中国，不是把它看作抵挡苏联的潜在盟友，就是把它看作美国贸易和商业投资的来源。”作者断言，随着中国继续崛起，我们第一步便应该排除这些愉人的假设和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必须重新研究中国，并认识到，共产党的统治者不会甘心退下历史舞台。
不要忘记，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就是在这种失望情绪不断滋生的背景下登场的。是时候我们该认真地想一想了，究竟是什么触动了这些人的神经？
是什么逻辑在主导着他们的判断？
没有冷战，当然不会有今天美英媒体对“占中”事件的这般重视。从连篇累牍的报道和分析中可以看出，那些对“占中”走向和北京应对之策的揣测，都会或多或少地依据冷战所造就的意识形态对立的模式。
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称“占中”是中国政府25年来“面临的最严重的政治挑战”。另一家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的评论则夸张地将事件提升到了“生死攸关的威胁”。英国《泰晤士报》发表题为《中国准备杀死金鹅》的评论，断言“中国会毫不犹豫地镇压香港的抗议活动”。《纽约时报》的报道称，中国领导人用于应对此类事件的工具匮乏。《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文章是《党与人民对抗》的醒目标题，“革命”的字眼则几乎充斥在所有的报道中……
随着事件的演进，他们的视线开始伸向大陆。《纽约时报》网站11日刊登了题为《大陆年轻人同情香港“占中”者寥寥》的报道。报道引用一位大陆创业者的话说，“我们必须警惕民主转变成无政府状态，”报道称，尽管在中国内地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中，绝非所有人都持有这样的看法，但它们却变得越来越普遍。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人，在好莱坞电影和欧洲文学的影响下长大，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最大的受益群体之一。他们取了英文名，使用iPhone，前往国外度假，这代人本应该不可阻挡地受到民主、自由表达等理想的吸引。事实与之相反，中国内地20多岁和30多岁的人，很多是尖锐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接受了政府的论述，认为对于有着13亿人口、复杂庞大的中国来说，唯一可以保护大家免受社会动荡之苦，免受外国敌对势力威胁的组织就是共产党。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能够“接受政府的论述”？为什么大家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中国的稳定？难道仅仅只是像西方媒体所说的那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吗？这些报道正在遗漏最重要也最值得去做的理性分析，由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北京决策的武断揣测、对事件影响的渲染夸大。
就在“占中”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有一条本该引起更广泛关注的消息，却被淡化处理了。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中国在2014年9月29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中国从2014年开始，GDP将达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美两国占世界GDP的份额分别为16.5%和16.3%。姑且不论这两大国际组织的估算是否准确，但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无疑已经造就了世界格局之变的基础。
在这一经济奇迹的背后，有着体制与时俱进的变革的作用，有着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的作用，有着中国政府灵活务实的决策的作用……一个最基本的逻辑是，在没有搞清楚中国成功，中国这些年来为什么会保持社会稳定的原因之前，对中国政府的政策走向和香港前景的揣测，可能都是草率的。
中国经济的增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没有人相信“持续增长是一种主要依靠运气的随机现象”。中国政府更不是有了钱以后才“买”了稳定，更不是“一直试图用金钱收买香港的人心”。改革开放刚起步的时候，成千上万中国家庭都是穷得叮当响，深圳与香港两边的收入相差达到了100倍！正如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所言，“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不是自发产生的，它需要一个国家政治领导人的长期承诺，这个承诺需要以耐心、坚持和现实主义来实现”。
“占中”事件发生后，BBC搞了一个对话节目，请出了《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的作者马丁 雅克。当马丁先生刚刚讲了一句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香港的民主进程，主持人就打断了他的话，把说话的机会给了所谓民主派的代表人物陈方安生。马丁先生对“占中”持有的看法固然可以讨论，但他提出的不仅是一个观点，更是观察中国、认识中国的方法。方法不对，判断就会失误。
今天走向世界的中国投资者和成千上万的中国游客，带来的绝不只是发展成果的分享，也是中国人对现有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看法。“占中”发生时，我的同事颜欢正在玻利维亚海拔3800米的一座铜矿采访湖南的一家企业。她告诉我，正是由于这家中企的到来，安第斯山脉贫穷落后的村庄才有了从未有过的发展机会，村民们用上了智能手机。
早在2005年，创立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学者约瑟夫 奈就警告说，尽管中国在软实力方面远不能与美国平起平坐，但是如果忽视中国正在取得的进展，那将是愚蠢之举。
是哪些因素造就了持续稳定的发展？
在“占中”最热闹的时候，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朽：从工业革命到全球化进程中的民主》上市。
近年来，讨论文明崛起与衰落、政治制度改革与演变几乎成为国际政治学界的时髦，这一现象也折射了全球大变动中寻找定位、探索未来道路的急切愿望。
英国《经济学人》9月27日一期的书评引述了福山的话：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正是这种传统在经历了一个世纪衰落后的复兴。中国共产党正在回到历史中去以证明自己，即便是没有西方的民主和法制的传统所带来的益处，他们也能创建一个有能力的政府。
《金融时报》13日刊登的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 朗西曼(David Runciman)的文章标题是《福山的良治社会三要素》，作者认为福山的核心论点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三者缺一不可。而最重要的是要把顺序摆对，民主并不是第一位。强政府才是。尚未获得实施有效统治的能力就进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地都会遭受失败。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也引述了福山在接受他采访时说的话：“在制约权力之前，首先需要产生权力……政府不仅仅关乎制约，也需要提供安全保障、基础设施、医疗和法治。任何能够提供上述所有服务的势力”——包括中国——“都能赢得竞赛，无论它民主与否……”
该劝说这些学生回到他们的课堂上去了。福布斯网站10月8日刊发了戴维·埃尔敦(David Eldon)的文章《香港还是中国的下蛋金鹅吗？》。作者希望在不久将来的某个时候，(“占中”的)学生们能够意识到，如果这种事情继续下去，他们会失去自己的未来。当然，他们也许有兴趣考察一下津巴布韦、乌克兰、埃及以及很多其他地方的“民主”——那里的抗议活动到最后都化为了一场徒劳。
就让美联社对也门危机的报道来为这一观点做个注脚吧。这篇10月12日发自也门的报道将2011年在也门发生的“阿拉伯之春”起义称作是一场“梦幻和浪漫的运动”，它结束了独裁者阿里 阿卜杜拉 萨利赫33年的统治，起义者们决心要把这个最贫困的阿拉伯国家改造成为一个民主的、现代的社会。“四年后，也门一片混乱”。
(人民网 文/丁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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