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一号重点工程”还湘江本色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千里湘江，养育着沿岸4000多万人口，承载着千年湖湘文化，贡献着湖南四分之三的GDP。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湘江流域布局的不少重化工业，让湖南“母亲河”一度成为全国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

　　湘江之殇，刺穿千年历史，刺痛无数人的神经。

　　为还“母亲河”一江碧水，历届湖南省委、省政府一棒接一棒锲而不舍地开展湘江治污。随着“碧水湘江千里行动”列为湖南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一系列举措相继出台，锲而不舍，负重前行……

　　大美湘江，在大力整治中逐渐回归本色。

　　 湘江之殇，面对历史抉择该怎么办

　　历史的镜头推移到100多年前。湘中一处名为“锡矿山”的地方，机器轰鸣、人声鼎沸。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国第一家锑厂——积善炼锑厂开业。一个多世纪以来，这里累计产锑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占世界四分之一，“世界锑都”的美誉由此鹊起。

　　然而，光环背后却是污染隐患。孰料，100多年后，锡矿山却以另外一个“标签”广为人知——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主战场。

　　“2009年前后，在锡矿山一个山头上，就分布有96家小冶炼厂，远远看去千疮百孔。”参与整治的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谢立想起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湖南是“有色金属之乡”，原湖南铁合金厂，位于湘江流域湘乡市，是当年为配套我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而建设，曾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然而该厂从1966年开始堆放铬渣，重金属渗入地下，污染了工厂周边的地下水。随着污染不断加重，湘乡城区供水水源被迫改变，老百姓怨声四起。

　　1966年，湘江首度监测出铬、铅、锰、锌、砷等重金属。至20世纪90年代，湘江总体水质呈恶化趋势，重金属污染尤为突出。

　　随后，一系列“血铅”超标事件和颇受关注的“镉米”风波，都使湘江的重金属污染治理话题显得格外沉重。

　　“为了防止重金属污染事件再度发生，我们24小时有人值守，连过年都不敢休息。”株洲市环保局负责人回想起多年前的污染事件时，仍心有余悸。

　　2006年1月4日，株洲市清水塘工业区霞湾港清淤治理工程施工中，含重金属淤泥被翻动后防护措施又没有做到位，致使大量含镉废水直排湘江，下游湘潭、长沙自来水水源受到污染，酿成了全国关注的污染事件。

　　同年9月，湘江下游岳阳县饮用水源因化工企业污水排放受到砷化合物污染，县城8万多居民饮水困难，当地政府被迫用汽车运送饮用水，危机才得以化解。

　　面对触目惊心的污染，面对老百姓的死亡威胁，怎么办？

　　湖南省决策者清醒地意识到，湘江污染必须重拳出击，铁腕整治！

　　然而，要想彻底整治湘江，何其难也!不同政绩观的碰撞，各种利益主体的博弈，从湘江治污的一开始就如影随形。

　　湘江流域污染涉及几百万人的饮水安全，土壤重金属超标涉及食品安全，将这些“老底子”公之于众，会不会出乱子?别的地方也有污染，湖南这样自揭家丑，会不会自讨苦吃?湖南是欠发达地区，为了治理环境大量关停企业，影响发展，是不是“穷人办富人事”？

　　面对种种压力，湖南决策者最终做出了历史性的抉择——壮士断腕，刮骨疗毒！

　　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告诫广大干部:“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关系全省民生和发展稳定，要算好政治、经济、民生账，要在我们手里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湘江之治，湖南决策中责任到底有多重

　　发展经济是做加法，治理污染是做减法。任何时候，做“加法”皆大欢喜；而做“减法”就会得罪人，会有各种阻力，甚至有反扑。

　　然而，湖南的决策者们没有犹豫。2013年，湖南省决定实施湘江治理和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并将其列为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

　　实际上，2007年以来，湖南加大了湘江治理步伐。2008年，启动了为期3年的“碧水湘江千里行动”，提出打造“东方莱茵河”。

　　新的机遇始于2011年。国务院批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湘江作为唯一的流域综合治理示范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根据方案，湘江重金属治理规划项目927个，总投资595亿元，计划5年完成。

　　2013年，湘江治污的历史责任，落在湖南省长杜家毫的肩头。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忧:“湘江污染的一点点消息都让我很揪心，甚至有大吨位船舶下水，我都担心会不会吃水太深，搅动底泥中的重金属？”

　　“‘十二五’快到了收官之年，我们一定要确保在剩下的时间里，扭转湘江污染趋势，不负国家重视支持和全省人民的期望。”杜家毫说。

　　政府治污、公众治污、法律治污、科技治污……为了治理“母亲河”，湖南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力量。

　　在政府层面，湖南省政府专门成立了“湘江保护协调委员会”和“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委员会”，省长杜家毫担任负责人，协调湘江流域八市的数十个县、省直数十个部门，形成全流域治污一盘棋。根据湘江污染实际，湖南确定了湘潭竹埠港、株洲清水塘、娄底冷水江、衡阳水口山、郴州三十六湾等五大“主战场”，将治理任务分解至各市县。

　　“湘江治污不是环保部门一家的事，治理任务分解到地方政府，并明确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为责任人，这意味着如果完不成任务，地方政府和市长将在考核中被‘一票否决’。”湖南省环保厅厅长刘尧臣的话，一语中的。

　　湖南还明确每个治污区域由一家省直部门牵头，分类指导，对症下药。比如，湖南省水利厅对口治理三十六湾地区，在与郴州市协商后，从解决矿区源头污染整治的关键性难题入手，推行农村安全饮水和农田重金属污染治理等工作。

　　“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为了强化政府责任，强力问责机制正在建立。一旦发生重大环境问题，相关责任人将被追责，严重者甚至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公众层面，为了形成更广泛的社会监督，湖南主动加强官方与民间环保人士的联动，公开向社会招募200名湘江“绿色卫士”。

　　2011年9月17日，一张湘江湘潭段重化工区排放红色污水的照片被“湘潭矛戈”拍摄并发到网上，立即引起公众的关注，引起当地环保局的关注，造成污染的颜料化工厂被责令关停。“湘潭矛戈”的真名叫毛建伟，从2008年开始自发暗访监督湘江的污染状况。湘江流域像他这样的志愿者多达数百人。

　　从法律层面完善湘江保护机制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2013年4月1日，《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正式实施，成为我国第一部江河流域保护的综合性地方法规。

　　科技支撑湘江重金属治理的步伐亦在加快。一系列水污染治理、土壤修复、废渣处置等技术被攻破、运用。在湘江治理带动下，一批环保企业兴起，湖南环保产业产值超千亿元。

　　“湘江治理工作前所未有，治理成效前所未有，老百姓关注度前所未有。”湖南省常务副省长陈肇雄不无感慨地说。

　　 湘江之变，改变的究竟是什么

　　“从前年冬天开始，碧波荡漾的湘江又回来了。现在我们老街坊常在沿江风光带唱唱歌、跳跳舞，非常惬意。”一直居住在湘江河畔的长沙市民李建国说。

　　经环保部核定，至2013年底，湘江干流水质连续两年为优，水质中汞、镉、铅、砷、铬的污染浓度分别比2010年下降了33.3%、22.2%、42.9%、58.3%和28.6%，因重金属污染引发的环境事件逐年减少。

　　湖南省环保厅的最新信息:今年1-11月，湘江干流18个断面的镉、汞、砷、铅和六价铬浓度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的Ⅱ类标准，部分达到Ⅰ类标准，与去年同期相比，镉、砷和铅浓度均值明显下降，汞和六价铬均值保持稳定。

　　大美湘江，在大力整治中逐渐回归本色。

　　郴州，中国重点产煤区和“有色金属之乡”，获得首批创建生态文明典范城市。

　　株洲，从全国“十大污染城市”变成“国家卫生城市”，从黑乎乎、灰蒙蒙的城市，变成了绿油油、水灵灵的城市。

　　长沙，鱼翔浅底、鹰击长空，多次上榜“中国最宜居城市”。

　　岳阳，饮水干净、生态优良，被誉为一座可以“深呼吸”的城市！

　　变化在水里，行动在岸上。

　　根据“一号重点工程”计划，湘江干流两岸500米范围内属禁养区域，现有规模养殖场限期退出，目前退出工作已完成60%。

　　2010年以来，湘江流域淘汰关闭878家涉重金属企业。通过开展湘江两岸工业污染场地、遗留废渣、企业环保设施改造、城镇污水截流等重点问题治理，2013年以来共实施重点治理项目1422个。

　　在竹埠港、清水塘等历史遗留问题多、环境安全隐患大的老工业基地，启动了工业企业整体搬迁。

　　6月30日，在株洲清水塘地区的旗滨集团生产车间，工人们依依不舍地把两条生产线的玻璃冷却水放掉，两天后，最后一条生产线也停产。清水塘绿色搬迁由此启动。

　　9月29日，湘潭竹埠港工业区，最后两家化工企业主动关停，竹埠港工业区走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里程。

　　繁华落尽，洗尽铅华，中国经济正在适应“新常态”。湘江之变，改变的究竟是什么？

　　思想，理念；责任感，政绩观！

　　“老百姓并不太关心GDP，而是关注水土气！”用湖南省委常委、长株潭“两型”工委书记张文雄的理解来说，“如果连湘江污染都治理不好，老百姓喝不上洁净的水、呼吸不上清新的空气、吃不上放心的食品，还谈什么‘两型’社会建设，还谈什么生态文明改革？”

　　2007年，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试验区以来，湘江治污即为这项试验最厚重的一叠考卷。

　　今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湖南以“两型”试验为契机，在全国率先破题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湘江治污，虽难毕其功于一役，却已彰显出当代湖南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勇气、责任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