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林村能告诉我们什么

　　刚刚过去的春节期间，“返乡体”大大地出了一把风头，但传播最广的三篇文章事后竟然都被证实为假的。“假文”取得了传播上的成功，意味着农村和我们对于农村的想象力都已经出了问题。

　　农村生产体系的破碎和不完整早已为学者关注，黄宗智教授将其概括为“制度化的半工半耕”，贺雪峰教授概括为“家庭的代际分工”。更为具体地说，一个农民家庭如果没有农业之外的收入就无法维持下去，因此，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青壮年外出打工，在外难于找到工作机会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才留守在农村。那篇造假的文章中捏造说“农妇组团约炮”，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基于打工夫妻长期分离带来的性生活问题上的想象。

　　但农村中间也有少数的例外，一些集体经济村庄仍然能够为村民提供生产条件并支持其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河北晋州市的周家庄，一个乡级集体经济单位，最小的是湖北咸宁的官桥八组，一个村民小组。大多数集体经济都是村一级的集体，如著名的华西村、刘庄和南街村等。这些地方的富裕固然值得称羡，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村庄的居民并没有为实现富裕付出离乡背井、抛弃家庭的代价。这是无法用GDP衡量的，具有值得人们珍视的价值。

　　笔者调研过的湖北省洪湖市的洪林村也是这些村庄中的一个。

　　基层组织的重要性

　　洪林村的发展有几个重要阶段。1970年之前，这个村子很穷，由于地势低，涝灾特别严重，全村有27户在外面流浪讨生活。正是这一年，叶昌保开始担任大队书记，他在“任职”演说中说：“3年之内如果不能把村庄的面貌改变的话，我自动下台。”叶昌保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群众大搞水利建设，洪林村成为周边村庄中唯一一个在涝年保证收成的。当然，仅靠一个村的力量治理低湖田，肯定成就有限。从1958年大搞水利到70年代，整个湖北省的大水利已经开始成型了，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一个村庄投入几万方的水利工程围堰，才能够起到防涝作用。总之，仅仅3年时间，洪林村就解决了温饱问题，到1980年，全大队总产值可达120万元，人均分配480元，工分日值2.5元，全大队家家进款，户户余粮，所有社员住上了砖瓦房，大多数人家购置了自行车、收音机，生活标准赶上和超过了一般城市居民。第二年，政策要求分田，但村民思想非常统一，一致反对，叶昌保也顶住了来自上级的压力，顺应了民意，没有分田到户。

　　洪林村工业化最重要的起步是在1979年。当年，洪湖市投资建立了棉纺厂，要征用洪林村的土地，多数村民希望的是多给招工指标，或者多要征地款，但叶昌保跟村委一班人讨论之后，决定不要征地款，也不要招工指标，而是要求帮助建设小棉纺厂。通过这个小棉纺厂的孵化作用，洪林村在80年代搞起了十几个小工厂，从农业逐步走向工业化了。

　　到了2002年，洪林村又以“先租后买”方式接管了陷入困境的棉纺织厂。棉纱在市场上属于竞争激烈、价值补偿水平较低的产品，即便如此，在集体产业的支持之下，洪林村村民仍然享受学前到高中教育免费、医疗免费、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子女升学奖励等十多项福利。2012年开始，村里又投资1.6亿元建设洪林新村，全村358户将全部免费住进3层双拼连体别墅，户均面积达248平方米。

　　洪林村搞得好，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笔者曾经不止一次访问过洪林村的叶昌保书记和南街村的王宏斌书记，在谈到“三农”问题和他们自己的发展经验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党的建设”。叶书记要求党员“带头富服从带领富”，不能追求个人利益的优先实现，“在我们洪林，发展党员我们始终把握这么一点，无论是谁，你再有本事，赚钱再多，你不关心集体事业，没有奉献精神和奉献意识，不能带领群众走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道路，就不能发展。”“迄今为止，我们全村78名党员没有一个人图个人发财离开村集体的，因此我们村既没有百万富翁，更没有贫困户。”叶昌保本人长期拿本村的平均工资，后来也只接受略高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

　　2004年，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叶昌保在两会建言《我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点建议》中做了这样一些总结，“洪林村发展到今天，既没有百万富翁，也没有贫困户，普遍存在于农村地区的‘上学难’、‘就业难’、‘养老难’、‘计划生育难’、‘社会治安难’等问题，在洪林不仅不存在，而且在有些方面毫不谦虚地说做得还可以。”“要把那些真正德才兼备、真心为民的人才选拔到农村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岗位上来。我相信，只要有了一条好的发展道路和有一套忠实服务于这条好的发展道路的好班子，‘三农’问题就一定会得到彻底根治。”

　　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洪林村接管棉纺织厂后，承诺“一个宗旨，三个不变”。一个宗旨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厂”；三个不变是人员、班子、待遇不变，职工管理以教育为主，以政治思想工作为主。同时，对不是本村村民的企业员工，也赋予完整的成员资格，在成员资格的基础上，再去设计管理的解决方案。从十多年的经营成绩看，这种体制不仅没有成为企业效率的障碍，反而支持了村经济的壮大，真正地实现了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发展和提升，把经济发展过程与人的需要满足结合在了一起。

　　2009年，有北京的大学生社团到洪林村做社会调查，学生们听到叶昌保介绍接管国有企业的承诺时，感到不理解，就提出疑问：“你把大部分的管理手段放弃了，要是他们不努力干活，那你怎么办？”叶当时有点激动，高声回答说：“哪怕这个人的心是一块冷铁，我也把他焐热了。”笔者当时就坐在旁边，听了很感慨，这些集体村庄的带头人对于管理的理解，和学校里教的管理知识，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逻辑。在成功的集体经济里，主要不是靠管理手段和制度来约束人，而是建立共同体，让大家都认同集体是我们的家，有了集体主义精神之后，管理过程对于激励手段的依赖就很小了。

　　农业的供给侧缺陷

　　要全国每一个村庄都象集体经济村庄那样，实现工业化，显然也不现实，但是集体经济村庄的发展模式可以给解决农村的问题提供一些启示。下面就跳开洪林村的情况，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在农村地区，最为典型的现象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以及与此相关的土地抛荒。稀缺土地资源的浪费，与农产品逐年增大的进口数字，是互为因果的。现在中央在推进供给侧改革，但最迫切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的是农业和农村，以便充分利用稀缺耕地资源。可是在媒体热炒中，农村被遗忘了。

　　农业供给侧的第一个缺陷是规模过小，“户均不过十亩、人均一亩三分”(贺雪峰语)，小种植规模使得靠种粮无法支持一个家庭的完整家计，打工才成为第一选择。第二个缺陷是农村留不住有学习能力的年轻人，这使得农业和农村“去技术化现象”十分严重，因此，整个农村掌握和运用现代技术的人力资本存量无法提高。第三个缺陷是活劳动的投入严重不足，迫切需要机械耕作来替代，由于地权分散和流转的不稳定性，由单个农民家庭大量投入资本购买机械，这会导致过高的经营风险。第三个缺陷的严重性，还被第二个缺陷所放大，如果物质资本投入，缺乏人力资本存量的配套，其维护和运行的成本就会过于巨大。

　　如何解决耕作规模过小的问题，通过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恐怕很难实现。根据日本内山雅生等人的研究，日本耕地的私有化也并未带来地权的顺利流转和集中，原因在于人们缺乏足够的诱因出售闲置的耕地。换句话说，由于种植业的比较利益低下，耕地的地租和市场价格都很低，对卖家来说，价格不高并不值得出售，而对买家来说，过高的价格则不值得买入，因此，双方无法就价格达成一致。因此，要实现规模种植还得依赖不稳定的“租入土地”来实现，一样依赖频繁的交易和谈判过程，无法降低风险。

　　目前，中国的农村耕地中70%以上还得种植比较利益较低的粮食作物，这是供给侧改革中的首要问题。如果农村普遍有一个强有力的党组织和集体领导作为支撑，就能够在粮食种植业中发挥强大的中介作用，把投入成本和产出收益进行合理的匹配，使得稀缺的耕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面对现实和中国自己的经验，是极其重要的。而乡村组织的强化，使其具有介入土地集中和收益再分配的能力，就意味着相关利益要经由基层干部之手，为此，一项必不可少的组织建设内容就是要重建基层干部的“服务精神”，遏制其自发的牟利取向，这就必须配套必要的监督机制。民国年间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的“内卷化”和“赢利型经纪”的大量出现，可说是殷鉴不远。许多人畏言赋予基层政权的经济职能，基本的原因就在这个隐忧。

　　从这个角度看，如何建设一个有服务精神而不是只有牟利意愿的基础领导班子，集体经济村庄恰好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启迪。

　　如何提升支农资金的效率

　　今天，中国财政反哺农业的力度不算小，但要像美国那样，以极高的财政转移支付支持200万农场主提升农业再生产条件，这在中国难于想象—支持两元个小农户改变其生产条件，所需要的转移支付绝对是天文数字。

　　笔者访问过南街村的农业队，据他们介绍，大型农机具能够一次性完成多项作业任务，例如收割、秸秆粉碎和土地翻耕等，其效率较高，投资也多，合理的耕作规模应该在5000亩以上，而南街村的耕地规模过小(不足600亩)，成套机械投入资金又很大，结果导致账面亏损(计提的折旧费相对于农业产值比例过高)。而河北晋州的周家庄的耕地面积为2.1万亩，就很适合机械耕作的规模。

　　农村缺乏合适的主体去承接财政支持，结果，大量支农资金就被低效地使用。如果真的要设计农村的“供给侧改革”，如何创建一个合适的农业主体是至关重要的。就全国而言，58.84万个行政村级单位(2012年数字)，肯定是比两亿个农户是更合适承接财政支持的主体。有一个具备服务精神的基层组织，就能够据以实现土地的集中使用，同时更为有效地对接国家财政的支农政策，提升财政资金的支农效果—只需要更少的钱就能够支持种粮业的更大发展。

　　如果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基层组织作为依托，财政支持的效果不仅可以大大提高，而且财政支持可以实现更有建设意义的转型—从“简单分钱”到“综合养事”发展。财政资金可以直接扶持农村和农业最为缺乏的各项事业服务，配合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开操作手段，例如农田水利和耕作道路建设及其维护都可以采用招投标方式；医疗事业则可以采取“非市场化”方式进行普及，村级医疗事业养人和药物供给费用转由财政负担，在合理的监督之下免费服务于全体乡村居民，实现对农村居民常见病和多发病给予全面保障，再配合新农合的大病补助，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就能够上升到一个很可观的水平。

　　可见没有基层组织的改进，就很难指望提升农业的生产条件和农民的生活条件，正是在这个地方，集体经济村庄的组织建设成就，其对党建经验的继承和创新，是最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