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故事：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参加了长征(图)
李延老人在接受记者采访。 长沙晚报记者 黄清辉 摄
←李延家里的墙壁上挂着这幅放大的照片，李延说这是他父亲给他留下的宝贵财富。照片拍于1943年12月9日，当时李延的父亲胡仁任延安陈列馆馆长，毛主席在延安陈列馆视察时，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与陈云、林伯渠、胡仁合影留念。
↑1944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以第359旅组织南下支队。父亲胡仁出发前与母亲张诚和我们三兄弟在延安窑洞前合影，父亲抱着我。李延供照
星辰在线9月21日讯（长沙晚报记者 黄清辉） 走进省司法厅宿舍退休干部李延家，客厅的墙上一幅毛主席笑着和陈云、林伯渠等人的合照格外引人注目。指着照片上站在主席前面那位穿黑棉袄的人，李延骄傲地告诉记者，那是他的父亲胡仁。
李延说，他的父母都是红军。父亲胡仁是浏阳文家市人，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母亲张诚是四川万源人，1935年3月到1936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长征，来回也走了一万多里的长征路。父亲母亲1939年经组织安排结婚。
母亲：小脚女人拽着马尾巴爬过雪山
我的母亲原名叫张宜秀，张诚是结婚后改的名。母亲1919年出生在四川万源西部的魏家乡。因家里穷，9岁就给人家当童养媳，受尽折磨。1933年，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大巴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母亲当时还不到14岁，便与远房姑姑张大英一起偷偷跑到镇上报名参了军，她先后给部队女首长当勤务员、宣传队员，后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当了一名护理员。
爬党岭雪山，首长要母亲“拽住马尾巴”
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从四川省天全经达维向甘孜一带转移，为了绕开敌人的包围圈，必须翻越党岭山。
党岭山横亘在丹巴、道孚之间，主峰海拔5400米，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多变，积雪终年不化。
部队在山脚下休息了一夜，母亲将裹脚布撕成布条把草鞋绑结实，第二天开始爬山，女战士们没有棉衣，就在身上缠了一层棕树皮，然后每人背着一捆稻草出发了。
越往上爬，积雪越厚，空气也越稀薄。队伍爬到了白雾缭绕的半山坡时，暴风雪突然铺天盖地而来，天地间白茫茫一片，路也越来越滑，战士们试着将背来的稻草垫在脚下，但稻草不是被风卷走就是被大雪覆盖。母亲是三寸金莲的小脚女人，爬山本来就很吃力，这时更是手脚并用还爬不上去。“拽住马尾巴”，一位首长牵着马，对母亲喊，于是母亲就拽住马尾巴，后面的战士依次拽住前面一个人的腰带，组成一条人链，爬到了山顶，平安地过了雪山。
夜路行军，母亲被骡子掉落悬崖声惊醒
长征开始后，为了避免敌机轰炸，部队经常要走夜路。
一天，部队要越过两座山中间的山谷，这个大山谷道路狭窄，弯路多，夜色漆黑又不准打火把，大家只能摸索着前进。走着走着，母亲突然支持不住了，开始打起瞌睡来，这样又走了十几分钟，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喊起来：不好了，骡子和战士一起掉下山涧了!原来骡子不习惯走夜路，一脚踩空，部队炊事班一匹驮炊具的骡子和拉着骡子缰绳的小战士一起掉下去了，一时山谷中听到金属炊具碰到石头的响声在回荡。母亲被吓醒了，女班长张英桂要母亲快跟上，母亲将手抓住班长的皮带一起往前走。
感冒高烧，第三次过草地母亲险些丧命
红四方面军长征是从1935年3月开始的，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异常艰苦，光过草地就过了三次。
李延说，母亲张诚告诉他，第一次过草地时，因为大家没有经验，一位战友不小心踩到稀草丛，一脚踩空整个人一下子掉入泥草坑里，战友们要过去救她，她高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人一下子就不见了。第三次过草地时，虽然有经验了，但因为一年来长期在雪山草地间来回奔波，战士们早已精疲力竭，吃的也基本上没有了，队伍走走停停费时一个月才走出草地。母亲在途中受了风寒得了重感冒，连续发高烧，人昏昏沉沉地躺在草地上动弹不得，没有粮更没有药，战友们都很着急，班长张英桂费了很大功夫找来开水和炒面，喂给她吃后，背着她继续前进，一路上战友们轮流照顾她，终于把她背出了草地。
父亲：过草地前，用两只牛蹄治了周副主席的病
我的父亲胡仁，原名叫李德尧，1908年出生在湖南浏阳文家市，1926年参加湖南农民运动，1927年在白色恐怖中改名胡仁逃到山里，1929年参加平浏游击队，同年随游击队集体参加红军，开始在红三军团红六军政治部任宣传员，后到瑞金。长征前，历任瑞金师大队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务厅科长;参加了保卫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战斗。
长征开始时，父亲是毛泽民的部下
1934年10月10日下午5时，在一片渐渐升起的暮色中，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委纵队与根据地群众依依惜别，从江西瑞金的梅坑出发，开始了伟大的长征。
同年9月初，因战略转移需要，胡仁从瑞金的红军大学提前毕业，回到入学前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到，被分配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担任科长，当时国家银行行长是毛泽民。长征时，国家银行被编入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随军长征。胡仁担任国家银行运输队分队长，负责押送160多担国家银行的银元及国家银行印刷发行的钞票、印刷纸币的石印机等资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父亲“打摆子”，罗迈司令员让他坐骡子
在部队通过湖南省九嶷山区时，胡仁不幸得了疟疾，俗称“打摆子”，一会儿高烧达40℃，一会儿又冷得发抖，浑身无力。一次发作时，他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路边树下休息。过了很久，殿后的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迈(又名李维汉)经过这里，认出了他，就问：“怎么了，胡仁同志!”父亲说：“打摆子，真急死人了。”又补充说：“你们先走吧，我等会会慢慢赶上的。”罗迈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父亲，说：“山区人少，担架又不够，后面没什么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荒山野岭，不安全，这样吧，我后面还有驮行李的骡子。”说罢转身吩咐他的警卫员艾国录等在这里，要他“等骡子来了，把胡仁同志驮来”。
就这样，父亲坐着骡子，跟着后卫部队，傍晚赶到了宿营地。晚上，罗司令又要艾国录去卫生队拿来司令自己的奎宁片。过了五天，胡仁的疟疾病基本好了，就向罗迈辞行。罗司令说：“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不要走了，我这里正好缺人手，你就留下来吧，担任我的通讯副官。”父亲就这样留下来给罗司令当文书，直到遵义会议以后，二纵队撤销，父亲调到军委四局工作。
谢老的马丢了，父亲为他找了一匹
长征中中央五老之一的谢觉哉编在干部休养连，并配有一匹马。部队过湘江后，山路特别陡峭、狭窄，十分难走。谢老的马在一次翻山越岭时，一不小心掉到山涧下摔死了，谢老已经年近六十，人又比较胖，脚起了血泡，走起路来十分辛苦，胡仁看着记在心上，并到处打听，终于从别处挤出一匹好马送给了谢觉哉，谢觉哉十分感激。1945年6月，胡仁奉命参加八路军359旅南下建立江南抗日根据地，出发前谢老还为他欣然题词。
胡仁与谢觉哉的友谊，是从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开始的。那时父亲做为红军代表参加了大会，谢老任苏维埃中央政府秘书长主管会务，他看到胡仁做会议记录字写得好，就建议他“留下来一起干”。胡仁就这样被调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总务厅任科长。
周副主席肝脓肿，父亲找来两只牛蹄子给他熬汤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1935年8月中旬在松潘大草原边的毛儿盖地区休整十多天，准备过草地。由于要做大量工作，出发前的六七天，周恩来副主席忽然高烧病倒了，不省人事，大家看他病得这么厉害，都很着急。毛主席指示卫生部打电报找来一位医术很高的戴医生，经检查确诊为急性感冒引发的肝脓肿，大家听说了都竭尽全力想办法。
当时，父亲已调到总司令部第四局队列科工作，经常见到周副主席。一天，父亲外出走过一个藏民住地，看到屋后牛棚一处角落里丢着一对牛蹄子，就赶紧拿了回来，交给周副主席的警卫员范金标，邓颖超大姐马上用这一对牛蹄子熬汤给周副主席吃，据说周副主席喝了汤以后，出了汗，体温逐渐降下来了。邓大姐很感激，拿出两个手掌大的青稞麦面饼让范金标送给了我的父亲。
对话
干什么都不能有丝毫怨言
记者：红军父母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李延：父母经常跟我们讲，他们能活下来很不容易，今天的和平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要我们珍惜，要听党的话，到哪里都要好好干。只要是党的需要，党的安排，干什么都不能有丝毫怨言。
记者：您在延安出生、成长，见到过很多红军官兵，您印象中的红军是什么样子?
李延：我有七个兄弟姊妹，五男两女。我和哥哥、大弟弟都出生在延安，很多红军叔叔都抱过我们，毛主席还抱过我哥哥，他们很亲切很和善，且都有一股不怕千难万险、团结一心的精神。我大学毕业到湖南以后，还经常和老干所的红军聊天，我喜欢听他们讲战斗故事，他们对党的忠诚，对国家的忠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者：听说您退休后在湖南搞了“市民海洋意识状况”的调查，还给习总书记写了一封关于建设海洋强国的建议信，倡导在全民扫除“海盲”，提高全民的海洋意识，是吗?
李延：是的。习总书记还在内参里在我的这篇建议上进行了圈阅。我1961年参军，部队就在海边，我和海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可能也是受父母及红军潜移默化的影响。记得父亲离休后，仍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的经济建设，并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经常到附近的农场、学校、工厂、部队机关去讲长征故事;帮助家乡找铁矿，直到四肢瘫痪才停止工作。我们都希望为国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所以我退休后也不想闲着，就自费进行了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