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建项目流产 长沙包工头打工17年还工友工钱
11月25日，65岁的李国成来到莲花镇集贤村。他17年前建的厂房已经倒塌，他还有近29万的工程款没有到位。 图/记者华剑
戴着老花眼镜，头发秃顶，邋遢的络腮胡子已经泛白。65岁的李国成早没有当年的意气风发。他从一名管理数百工人的包工头，成为债务缠身的癌症患者。
17年前，在长沙望城建设的一个化工项目，让李国成至今难以走出窘境。
1997年，李国成是宁乡县巷子口建筑工程队的法人代表，他从别人手里承接了“莲花镇化工厂”的建设项目。这个项目由长沙莲花镇丁塘村委会申请开办、村民赵广成负责筹建。签订好相关协议后，李国成雇请185名农民工，分成木工、泥工、钢筋、架支、杂工等8个组，每天加班到晚上10点多。半年后，厂房、办公楼等工程完工了。
包括材料款在内，李国成投入的资金和劳动力总计963170元——这是当时的望城县审计局审核出来的数字。
但李国成领不到工程款。这个项目流产了，建好的厂房成为摆设，从未使用过。
水泥厂、木材公司等供货商开始上门催要货款。更令李国成担忧的是，185名工友的几十万元工钱，没了着落。
拿不到工程款的李国成向法院起诉。1999年4月，当时的望城县法院判决赵广成、丁塘村委会支付和赔偿原告的工程损失、质量保证金共584752元，莲花镇政府负连带责任。
但这笔赔偿款，一直到现在，仍有近29万元没到位。
为了偿还农民工的工钱，17年来，李国成一直在各地打工还债。
到了今年，李国成担心再也“还不动”了。今年年初，李国成被医院诊断为原发性支气管肺癌。而一年前，他38岁的儿子也被诊断为原发性肝癌。
11月25日下午，李国成从宁乡的家里赶到莲花镇集贤村(丁塘村已跟其他村合并为集贤村)。在高耸的烟囱下，他找到这片阔别十多年的地方。
17年前，李国成指挥着工友们日夜加班，在30亩的荒山上建成“化工厂”。如今，这里除了15米的烟囱，还有两层残破的办公楼、已经倒塌的厂房、被杂草包围的锅炉房，一派荒凉。
回家的路上，李国成吃下几粒药。他现在唯一的担心是，自己的身体还能坚持多久，“毕竟还欠着好几十号人的工钱。”
17年还钱路
工友的血汗钱，李国成边打工边兑付
跟随李国成的工友，大部分都是他的乡亲。既然是他请来的，工钱肯定找他要。可李国成已没有了这个经济能力。建厂房投入的近百万资金里，从他手上拿出来的不足20万，大部分来自信用社贷款和亲朋好友的借助。
李国成无颜面对乡亲和工友，他选择外出，连续三年不敢回家过年。每年春节前，家里都围聚着讨钱的工友，有些还是外地来的。有一年，16个工友在他家吃住，大年三十也没走，直到春节那天上午，李国成好不容易凑足三千块钱，工友们才离去。
“必须要付，人家也是血汗钱。”李国成说。在工程款被继续拖延的情况下，他只能努力去挣钱。
建筑队解散后，李国成开过餐馆、承包过食堂，后来到各个工地打工。没找到工作的那段时间，他曾在长沙捡废品半年。十多年来，他辗转省内外务工。
李国成再也没有回避工友们，每年春节前都会回家。各地的工友会在过年前陆续赶到他家。李国成把打工挣来的钱，按一定的比例支付给他们。每年能支付的工钱，少的时候一万多，多的时候两三万。
2015年春节前夕，李国成又支付了一万五千元。至此，185名工友的工资，还未付清的剩下80人，17万多元。
“如果不得病的话，这些工钱我再打几年工可以付清。”他告诉记者。
17年讨薪路
仅今年，李国成就跑了法院13次
今年年初，李国成被医院诊断为原发性支气管肺癌。在一年前，他的38岁儿子被诊断为原发性肝癌。父子俩几个疗程下来，花去医药费几十万。李国成的儿子整天躺在家里，这段时间时常呕血。
李国成一家成了低保户。为了生活，老伴今年外出打工，成为一名61岁的保姆。
患病的李国成也没法打工了，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工程款上——他已经讨了17年。
七年前，李国成先后获得30万元：当时的望城县政府、县劳动局给他24万支付农民工工资，莲花镇政府支付了5万，县法院给予了1万司法救助。
还有近29万元工程款，依然没有着落。十多年来，望城县变成了望城区，莲花镇划归岳麓区管辖，丁塘村跟其他村合并为集贤村——李国成的讨薪窘境，却未根本改变。
11月25日，记者来到本案被告之一的赵广成家，门口杂草丛生，邻居称他仍离家未回;集贤村支书杨炳申看了判决书后说，法院未跟他沟通过此事，而村里经济状况并不好。在莲花镇政府，主要领导外出，镇干部刘军辉告诉记者，会向领导汇报此事。
“这17年，我每年都会来法院。”李国成说，25日这天，是他今年第13次来望城区法院。执行局的领导不在，其他工作人员不熟悉案情。他又一次扑了空。
新闻背景
法院判决后，“执行一直不顺利”
根据1996年望城县乡镇企业局的一份批复文件，“莲花镇化工厂”建设年产一万吨的硫酸锰生产线，资金来源为：自筹150万、申请银行贷款384万。不过，最后的结局是，自筹资金没落实，银行也未批准贷款。可项目还是上马了。
项目流产后，拿不到工程款的李国成向法院起诉。1999年4月，当时的望城县法院审理查明，“莲花镇化工厂”由丁塘村委会申办，赵广成筹建，而赵私刻化工厂公章进行民事活动。在后来的施工合同上，莲花镇政府“明知筹建中的化工厂不是扶贫工程”，在合同上盖公章予以确认，导致李国成等人轻信赵广成，“在客观上起了印证作用”;施工方也应承担一定责任。
法院判决赵广成、丁塘村委会支付和赔偿原告的工程损失、质量保证金共584752元，莲花镇政府负连带责任。
此后，李国成向法院申请执行，但事情并不顺利。李国成说，赵广成不见踪影，镇、村两级则称经济困难。
每个人都有免于恐惧和贫乏的自由
建设项目流产、17年讨薪、百名农民工逼债、父子患癌，65岁的李国成所经历的人生不幸，着实让人唏嘘。
从当年的意气风发，到后来的进退维谷，那些因贫乏而生的恐惧，应是李国成最深切的人生体验。
17年的时间里，一个当初的“扶贫工程”项目，是如何成为没有下文的烂摊子?一个遭遇事业滑铁卢的男人，在讨薪路上又遭遇过怎样失望甚至是绝望?这个在艰难困顿中折腾的男人，又是如何在年关之时面对从各地蜂拥而来讨薪的工友?每一个问号背后，都可能是一长串的故事。
但是，当这个男人唏嘘“搞点救命钱，看能不能多活几年”时，开始忧心自己还能活多久时，所有的曾经苦难都敌不过现实的逼仄，那么，最终所要回归的问题是，到底该如何纾解这个男人现在经受的贫乏与恐惧呢?
基于原始朴素的人性关怀与同情，虽然温暖，却多少让人无力。毕竟，我们真正所要指向的问题是——这钱为何17年都讨不回?这也是李国成一直没想明白的，而另一个问题是，当病难来临之时，李国成为何会如此无力呢?
置于现代社会的背景中，这应是两个独立的问题，换句话说，无论李国成有没有遭遇今日的病难，也无需陪衬他艰难的讨薪之路，无论他是否经历过艰难的讨薪，病魔缠身也不应让他如此绝望。
毕竟来说，他的讨薪诉求是合理合法的，根据法院的判决书，不仅有具体的赔偿金额，相关责任主体也是明晰的。虽然其中的一个民事责任主体这十几年都未出现，虽然村、镇可能都有经济上的困难，这会给判决执行上带来难度，但在17年的时间里，如果始终把经济困难作为问题的死结，它的可信度到底还有多大呢?
免于恐惧、贫乏的自由是一种人类不懈追求的社会愿景。于今，法治越来越被坚定为社会公正的守护神，社会的进步也逐渐惠及更多的人。“免于恐惧、贫乏的自由”应以看得见的真实，成为我们身边的寻常。衷心祝愿李国成窘迫的讨薪之路早日终结，免于因贫乏而生的恐惧。评论员高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