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干部档案造假猫腻：权力干预背后实为领导授意

　　8年8岗横跨两省5地　“曲线提拔”缘何一路“绿灯”?--揭开干部档案造假背后的猫腻

　　8年时间，8个岗位，横跨两省5地，且多个岗位任职不满一年，一名副科级乡镇干部就变身为正处级团市委书记，还戴上了省政协委员的光环。

　　因涉嫌违纪，江西省政协日前作出决定，撤销原鹰潭团市委书记徐楷江西省政协委员资格。经调查核实，徐楷涉嫌年龄造假、入团志愿书造假、违规任用等问题。

　　“仕途”开始就违规　通过入团志愿书将虚假年龄“合法化”

　　2013年9月，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指出，徐楷涉嫌“造假骗官”。江西省成立专项工作小组调查发现，徐楷涉嫌年龄造假、入团志愿书造假、违规任用等问题基本属实。

　　据组织部门的一份材料显示，2005年6月，徐楷从南昌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毕业，随后被江西省委组织部录用为选调生，安排到江西景德镇市浮梁县洪源镇担任副镇长、党委委员，取得公务员身份。

　　徐楷的“仕途”从一开始就存在明显的晋升年限违规问题。根据2000年《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关于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的通知》，“选调生在基层工作锻炼满两年后，按照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根据本人条件和工作需要，择优选拔任用”，然而，徐楷仅1年3个月后，就从副科级提升为主任科员。

　　2008年底徐楷任景德镇人事局职称科科长。2009年1月，又通过公推竞选担任安徽省合肥市团市委副书记。江西省一名熟知组工工作的人士说，通过档案造假，徐楷获得2008年安徽合肥面向全国公选团市委书记的参选资格。

　　根据合肥市当时的公示，公推竞选对象须为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徐楷的年龄存在1978年和1980年两个版本。徐楷在南昌大学就读硕士期间刊发的一篇论文显示，徐楷出生于1978年11月。然而，此后他发表的数篇论文又显示为1980年出生。

　　“提供一份虚假入团志愿书，再通过组织认定，就等于把虚假的年龄‘合法化’了。”这名熟知组工工作的人士告诉记者，入团志愿书造假和年龄造假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干部年龄的认定，一般以档案中最早的一份材料记载为基准点。而入团志愿书是档案中比较早的材料，是认定干部年龄、工龄、党龄的重要依据。

　　不到两年后，徐楷又从安徽调回江西鹰潭市任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同时挂职担任贵溪市委副书记。2012年11月，调任共青团鹰潭市委党组书记，当年12月当选为鹰潭团市委书记。“如此跨省、多岗位频繁调动，仅从理论上可以做到，普通干部在实际中难以实现。”知情人士说。

　　江西省专项工作小组的调查发现，徐楷还存在被违规录用为公务员、仿造档案、对抗组织调查等严重违纪问题，调查组将进一步核实，并根据调查核实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

　　造假三大猫腻：提拔前后是高峰，调动工作是良机，组织认定合法化

　　徐楷档案造假事件并非个案。据中央巡视组通报，去年以来，已公开通报的31个被巡视省区市中，有11个存在干部档案造假问题。针对这一现象，一些地方开始探索防治干部档案造假的“药方”。今年9月起，江西南昌在全市开展为期4个月的假履历、假档案专项整治行动，目前正处于全面排查阶段。

　　南昌等地一些组工干部分析认为，档案造假现象主要存在三大猫腻：

　　——一是造假目的就是为“升官”，时间多集中在干部选拔任用前后。

　　档案中最为关键的年龄、基层工作经历等造假，主要集中在干部选拔任用前后。早在2005年，南昌市委组织部就曾一次性审核发现干部档案工龄、年龄、党龄“三龄”前后记载不一致问题437例，其中涉及到在职县处级干部319名。

　　“造假的主要目的在于‘升官’，正如坊间戏言，‘干部职务越升越高，年龄越来越小’。”南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晓波从事组织工作已20年，他告诉记者，南昌市委组织部曾发现，一名拟提拔的科级干部年龄造假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按档案上的年龄推断，他两岁就已经读小学一年级了。”杨晓波说。

　　——二是造假环节集中，常借工作调动之机“瞒天过海”。

　　一些基层组工干部告诉记者，由于档案管理制度严格，平时难以寻觅造假“良机”，所以，干部档案造假最常用的伎俩就是抓住工作调动之机，利用调出单位与调入单位之间的衔接漏洞，实施造假。

　　“反正你要调走了，也不影响本单位利益，而调入单位审核时也只是‘走走过场’。”一名基层组工干部告诉记者，一般造假者都会在原单位“做齐”所需档案资料，再趁工作调任时，实现公务员身份转变或职务提升。

　　——三是造假暗藏“玄机”，“权力干预”背后实为领导授意。

　　根据档案管理相关规定，档案在档案室由专人管理，借阅、使用须遵循严格的档案管理制度。据透露，干部档案造假的首要前提是能接触到档案，有的是造假者通过收买档案管理者造假，但更多的则是组织人事部门按照上级领导授意而为之。

　　“档案必须符合前后逻辑。因此，并不是简单的某一环节的造假，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只要是其工作过的单位和环节，都必须全部打通。”杨晓波告诉记者，在这一过程中，造假者需要在档案中加塞或撤销某些材料，最严重的则是伪造相关证明材料，把虚假的年龄、工作经历等通过组织认定合法化。

　　通过信息化管理减少人为干预，加强“异常提拔”监管力度

　　专家指出，突破诚信底线进行档案造假，谋取的尽管是一己私利，损害的却是干部选拔任用的公平、公正，危害不容小觑。

　　“通过利益输送或权力干预进行干部档案造假，事实上也是变相的腐败。”江西省社联副主席吴永明认为，干部档案造假意味着对组织失信，必须标本兼治，才能公平正义、取信于民。

　　吴永明建议，在信息化时代，干部档案管理制度建设要跟上信息化步伐，探索实施数据化管理，减少档案管理过程中人为接触原始纸质档案的环节和可能。进一步公开信息，把干部档案、履历“晒”在阳光下，接受公众监督，让造假者的猫腻无处可藏。与此同时，加大惩处力度，让档案造假者付出沉重代价。

　　“干部档案管理还应建立完善的追责机制，如出现档案涂改造假，首先要追究档案管理者以及授意或参与篡改、造假的相关人员的责任。”杨晓波告诉记者，我国干部管理制度已经运行多年，制度建设非常严密，之所以出现档案造假情况，问题主要在档案管理过程中，相关人员并未严格按照规章制度管理、使用档案。

　　“对于热衷‘造假骗官’者来说，岗位并非为人民服务的平台，而是进一步升迁的‘跳板’，其提拔速度越快，越是党和人民之祸。”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肖滨认为，要从源头上遏制干部档案造假现象，还需进一步改进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提高决策透明度，严格执行公示制度，对“异常提拔”的干部要重点监控，避免关起门来选人、用人，为暗箱操作提供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