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父亲摔死女婴案”：让女儿陪我一块去死

　　2014年12月，离“父亲摔死女婴案”审结已经过去了七个多月时间，但是，余波仍未过去。在湖南省汨罗市长乐镇长南村里，不少村民在经过何军家时，依旧忍不住要指指点点......

　　2013年12月10日，在长南村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父亲摔死女婴案”。刚满四个月的女婴梦儿惨死于父母的一场争吵，殇折在父亲的冲动疯狂中。

　　梦儿，正如她的名字一样，来去皆如梦……

　　 郁结疯魔：让女儿陪着我一块去死

　　2013年8月8日，梦儿一声啼哭降生在了何军的家里。

　　梦儿自出生，就得到了全家的喜爱。尤其是父亲何军，人到中年喜得千金，更是整天咧开嘴地笑着。

　　“何军非常痛爱女儿，经常带着女儿到外面玩耍。有时，他在外面忙累了，回家还亲自给女儿洗澡。”回忆起刚得女时的何军，长南村村长陈雄非常感慨，“现在怎么会搞成这样？”

　　何军的身体并不好，自2012年查出患有慢性结肠炎以来，一直靠药物维持着，怎么治都治不好，家里已经借了亲戚朋友好几万元。一次听医生说可能是“癌症”，何军更觉得没治了。

　　谁知，梦儿生下以后也是三天两头害病，对此，何军毫无怨言。他拖着病体拼命在外打零工赚钱。为了给孩子治病，何军家又负债一万多元。

　　病魔的纠缠、高筑的债台，越来越使何军觉得烦恼愁苦。

　　2013年12月10日中午，梦儿一觉醒来要吃奶，哭闹个不停。正在洗衣服的胡丽听到女儿的哭声，急急地冲泡好牛奶，但是，由于温度太高一时没敢给女儿喝。在家静休的何军看到这一幕，便责怪了妻子几句：“平时要准备点凉开水，泡牛奶时掺一点，小孩哭的时候就好及时喂。”

　　胡丽听到何军在数落自己的不是，立马就争锋相对了起来，“早不该和你复婚的。你要快点把舅舅的钱还了！”

　　何军与妻子胡丽是2008年结的婚，结婚初期，俩人感情还是不错。但是，随着日子越过越枯燥，俩人的感情渐渐变淡，矛盾渐渐变深。2012年，何军和胡丽终于走到了离婚这一步。没过多久，何军得知胡丽在离婚前就已经怀上了孩子，俩人便又复了婚，可夫妻关系一直不太融洽，经常为一些琐事大吵大闹。

　　这一次，胡丽的话匣子又打开了。她反过来埋怨起丈夫：“我生孩子‘坐月子’时，你没有把我照顾好，真不该把孩子生下来......”

　　“我们还是离婚。孩子，要么送人，要么弄死算了。”妻子的喋喋不休终于惹恼了何军。他突然暴起，朝妻子坐的椅子猛踢了一脚，胡丽抱着孩子便扑倒在地。

　　此时，气急的胡丽依旧口无遮拦地咆哮着：“你弄死她算了。”

　　何军更是大受刺激，冲到胡丽面前，将女儿提起远远地丢了出去。

　　梦儿瞬时被丢出两米多远，头部砸在了洗衣盆和墙上。原本就饿了的孩子哭闹得更凶了。

　　“啊……”胡丽一声尖叫，冲向孩子。而疯魔的何军却并没有给妻子抱住孩子的机会，再次抓起梦儿，将她狠狠地摔在了自己的脚边。孩子鼻翼扇动，双眼紧闭，再没了哭声。

　　“我当时想到自己生病才没能照顾堂客生孩子，而且我的病已经治不好了，反正不久就要死，我怕小孩在我死后受人欺负，干脆死了一了百了。”事后，何军说，在妻子不停地咒骂声中，自己的脑子里隐隐约约只剩下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带着女儿一起死。

　　之后，何军又将女儿抱起往床上随意一扔，自己便倒在女儿身边准备睡觉。

　　胡丽颤抖着从床上抱起了女儿，发现女儿的头部肿起了一个馒头大的包，顿时慌了神。她跌跌撞撞地把女儿抱给正在做饭的婆婆，便出门喊车，将女儿送到了医院。

　　胡丽母女赶到医院以后，医院方立即对梦儿实施了抢救。可惜，这次紧急的抢救却没能挽回梦儿的命。当日13时56分，因抢救无效，梦儿永远地睡着了。

　　后经法医鉴定意见书鉴定：梦儿死亡原因为重型颅脑外伤死亡。

　　 癌症疑云：多次自杀未遂种下隐患

　　何军现年37岁，父母健在。家中虽不宽裕，但俩口子的小日子也算过得去。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12年10月，何军偶感排便困难、腹胀难忍，便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被诊断为慢性结肠炎。在住院积极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何军的病情并没有得到改善。

　　“从几年前开始治病起，我一直睡不好，吃不下。”何军总是说自己骨头内发烧，全身无力。

　　2013年4月，何军再次感到极不舒服，检查后发现癌胚抗原增高。医生说可能是骨癌早期。虽然骨癌的判断并没有确诊，但是“癌症”一说却烙进了何军的心里。这一次，何军又住了院。

　　当年6月，何军再次检查，又查出患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精神抑郁症）、慢性结肠炎、慢性浅表性胃炎、腰椎间盘突出、颈椎骨质增生、内痔等多种疾病。

　　渐渐地，何军更加坚信自己得了“骨癌”，对治病失去了信心。加上，家里已经贫困难当，院住不起，药买不起，何军便自己给自己当起了医生，随意开了些药权当治病。

　　“何军在生病以前，还蛮开朗的，而且还时常在外做点小工赚钱养家。”邻居丁大姐说何军是一个和善的人，平时与邻里也相处得很好，自从得病以后，就开始“窝居”在家里，哪里都不去了。

　　病了以后的何军好似换了一个人，整日无精打采，脾气也变得暴躁起来。

　　由于筹不到钱治病，何军的父母还曾在长乐、天井等地“写费”（乞讨）筹钱。年迈父母的无私付出，让何军更觉羞愧，脾气愈来愈大，与妻子胡丽一语不和，就动手殴打。胡丽也因此对何军越来越不满。

　　就在何军住院治疗期间，何军认识了同室病友小芳。同病相怜的俩人甚是聊得来。那段时间，何军的话变得多了起来，性格也开朗了些。好几次，胡丽都看到何军与小芳聊得大笑出声。这使得平日里就喜欢念叨的胡丽一看见俩人就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开始怀疑丈夫跟小芳有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夫妻二人为此又大吵过几次。

　　面对妻子的不信任，何军愈加苦闷，情绪极不稳定，后来，甚至想到过自杀。“好几次，我都想跳楼。可是，每次都被家里人救了下来。”

　　何军的自杀行为吓住了一家人，大家时刻留意着何军的一举一动，生怕他受到刺激，再干蠢事。

　　就在摔了女儿的当天，何军再次有了轻生的念头，却被紧紧看护着自己的母亲及时阻止。

　　 默然悔恨：一审被判13年没有上诉

　　案发当天，当公安机关将何军抓获归案时，何军对所有事实供认不讳。

　　这起耸人听闻的“摔婴案”在何军被带走以后，不胫而走。网络、报纸等媒体迅速报道，骂声一片。

　　那么，一个父亲，一个深爱女儿的父亲，怎么会生生残杀自己的幼婴呢？社会各界在强烈谴责何军的同时，亦生出了重重疑问。

　　湘雅二医院在对何军出具的一份精神鉴定书中指出：被鉴定人步行入室，意识清晰，仪容尚整，定向准确。检查过程中查及疑病表现、持续性的情感低落及继发的焦虑情绪，自觉患有“癌症”，感觉悲观、绝望，曾自杀。在羁押期间，被鉴定人表现食欲差、夜眠差、体重下降、内疚伴自杀想法。以上说明，鉴定人实施危害行为前后有精神异常表现，诊断为抑郁症。实施危害行为时意识清楚，但受所患病症影响，存在控制力减弱的情况。

　　抑郁症是躁狂抑郁症的一种发作形式，以情感低落、思维迟缓、以及言语动作减少，迟缓为典型症状。抑郁症严重困扰患者的生活和工作，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其最危险的症状就是——自杀。

　　而何军由于抑郁症不仅想自杀，亦想带着女儿一起往生解脱。

　　2014年4月9日，汨罗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法庭上的何军愈显憔悴。

　　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何军都低头承认。清醒时的何军，对杀死女儿懊悔不已。

　　对于何军的罪行，是否应该认定为故意杀人，公诉机关与何军的辩护人没有分歧。但就量刑问题，双方展开了辩论。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何军有想法让女儿跟自己一起死，并且两次摔下女儿，摔过之后，面对气息微弱的女儿，被告人何军却没有及时采取任何抢救措施，这充分表明其有明显的希望女儿死亡的意图，属于直接故意杀人。

　　辩护人则辩称，被告人何军患有抑郁症，实施危害时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具有法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且本案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被告人何军涉嫌故意杀人的主观恶性不强，悔罪态度好，犯罪时虽然有意识，但却是放任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发生，其行为具有间接故意的特征，应认定为间接故意杀人，从而请求法庭从轻处罚。

　　就在开庭前，胡丽也向法庭递交了谅解书，其中谈到：“老公失手出了事，他不是有意的。看在多年的情分上，我们家人都盼他回来，他是家里的主家人。现在名声传出去了，我心里也不好受，做不起人，希望从轻处理。”

　　而长南村的几十户村民也联名上书恳请法院从轻处罚。

　　汨罗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军怀疑自己得了严重疾病，且无钱医治，遂产生消极悲观情绪，在与妻子发生矛盾后，受妻子言语刺激，产生了杀害女儿的犯意，并将女儿两次摔在地上，致使女儿重型颅脑外伤经抢救无效死亡，被告人刘军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因被告人刘军患有抑郁症，实施危害行为时为限定（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依法应当从轻处罚。案发后，又因被告人刘军认罪态度较好，其妻子对其表示了谅解，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2014年4月18日，汨罗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刘军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判决书送达刘军以后，刘军没有上诉。

　　 再见何军：深陷癌症幻想不可自拔

　　宣判后不久，笔者来到了湖南省汨罗市看守所内。

　　何军一脸麻木，憔悴不堪。

　　“愧疚么？”

　　“我真的不是想我的女儿死。我得了癌症快死了，不想女儿受苦......”

　　言语间，何军确有悔恨。随着交谈的铺开，他对于自己得了癌症的想法，依然深信不疑。

　　“想你的父母吗？”

　　“很想。我很担心我的病，我恐怕等不到出狱那一天了，你们能帮我去看看我的父母么？”

　　“想你的妻子吗？”

　　“没什么想的。她想留也好，想走也行，我无所谓。反正我已经要死了。”

　　短短几句问话，我们艰难地交流了几十分钟。何军的反应相当迟钝，回答问题很慢。他的脸部始终保持着一副麻木的表情，除了请求我们帮忙回家看一看他的父母时，眼角微抬了一下。

　　谈话间，何军多次提及自己“快死了”，或许这就是造成他麻木的主要原因，亦或是抑郁症的主要表现吧。

　　记得，何军曾在开庭时说过“希望法庭给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有生之年将好好做人。”可是，现在的他却没有半分“生”的感觉。他深陷于自己幻想的癌症恐慌中，不可自拔。他一再告诉笔者，自己骨头痛得厉害，这就是患了“骨癌”的表现。

　　最后，笔者说给他照张相带回家。他虽同意了，却不肯照正面相，说自己又瘦了，怕父母看到难过。

　　其实，笔者没忍心告诉何军，在他家里墙上挂了他一张大大的肖像。如果他知道，会怎么想呢？

　　何军的家里只剩下了两位老人。虽然直到现在，村民们依旧会对着何军家指指点点。可老人们却显得特别平静，满脸坚持的说，自己会一直等，等到儿子出狱的那一天。

　　然而，面对长达13年的枯等，一双老人还有几个13年？

　　何军的妻子胡丽已经外出打工了。中途来过电话，她对公婆说过，自己还会回来。

　　这一句“还会回来”，便是胡丽等待的承诺。

　　案后余思：农村问题多酿“摔婴”悲剧

　　在中国广袤的农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美丽的田园生活并不能改变农村经济收入低下、医疗保障不到位、纠纷化解机制不健全等农村问题，更不能解决农村普遍存在的“代代贫”、“辈辈弱”的农村现象。

　　这一起长南村的“摔婴案”，归根究底，便是由上述问题引起，进而导致何军逐渐产生极端心理而酿就的一场人伦悲剧。

　　经济支柱是农民生产生活的第一原动力。经济收入明显影响着农民的生活质量。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但是，目前，农民的经济来源仍然是以种田以及打工两种收入为主，收入微薄。相对而言，开支却不比城镇居民少多少。如种子、肥料、农业生产用品的购买，吃穿住用行的消费，样样都得花钱。

　　农民的收入普遍仅够满足上述需求，一年下来，余钱并不多。一旦身体出现严重病症，则会由于经济受限，影响治病，也加重经济负担。

　　这时，农村医疗保障就显得尤为重要。

　　虽然现在，广大农村逐步建立了具有医疗保险性质的合作医疗制度，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这种合作医疗制度离农民的需求仍存在较大一段距离。遇到疑难病症，农民的经济负担虽然有所减轻，但是依然沉重。一旦久治不愈，经济缺口不断扩大，不仅形成恶性循环，也容易导致心理问题的产生。

　　在本案中，何军便是因治病欠下了一大笔外债，而心情苦闷。久而久之，演变成了郁结难舒，诱发了心理问题。

　　此外，基层纠纷化解不到位，亦是问题之一。

　　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重大变革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刑事案件高发，其中因家庭矛盾纠纷引发的不安定因素逐年增多，有的甚至形成命案，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稳定。

　　虽然，近年来，农村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不断加强与完善，对于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各类纠纷矛盾特别是家庭类矛盾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单靠基层调解组织的力量显得苍白无力。因此，基层组织应该要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力度，完善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多元化解，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解决，争取将各类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