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要求采访别拍照：担心被日本人暗杀

　　李秀英(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1937年12月19日上午9点钟，来了6个日本兵，跑到地下室，拉走我和其他十多个年轻妇女。我趁机握住刀柄，用牙咬住日军不放。隔壁屋里的两个日军听到喊声，就跑过来帮助这个日军。我一人对付这三个人，他们用刺刀向我身上乱戳，我的脸上、腿上都被戳了好几刀，立即失去了知觉……

　　袁世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1937年12月13日，我们五六百人都被捆起来，赶往一座大屋里，然后用机枪扫了两个钟头，我侥幸没有被射中，但日本兵又用汽油一浇，放起火来。五六百人，大都烧死，我的衣裳也着了火，赶紧脱去，站到屋里一水缸里。我趁天黑，从水缸里爬出来，藏到一户没人住的阁楼上，躲了三天。

　　吴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一日凌晨我去厕所，发现厕所外草丛中有一个小相册，捡起后发现该相册封面上画着一颗人心，还画有一把沾有血迹的刺刀，地面上滴有血印。相册内全是日军暴行照片，当即收藏怀中。1945年审判日本战犯时，我提交的这本相册成了有力铁证。

　　南京大屠杀是南京市民记忆中永远无法忘却的一页。

　　对于每个幸存者而言，日军的残暴、恐怖与丧失人道的暴行永远也无法从他们的记忆中遗忘消失，每个幸存者都有一个相似而又不同的悲惨记忆。

　　对于现今生活在南京的市民来说，通往南京大屠杀创伤记忆的通道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打开，任何同南京大屠杀相关联的事件随时都可能会引起强烈反响。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来说，一个迫切的课题是，如何将他们从历史证人的角色，转变至创伤医治的对象。“幸存者已越来越少，难道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仍需要这些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幸存者来扛吗?”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潘媛摄影记者王效

　 　幸存者只剩100多人

　　据1997年的不完全调查，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与目击者尚有2630余人。2011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公开表示，当年年初，健在的大屠杀幸存者还有300多人。

　　但目前，健在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只剩100余人，并且平均年龄也已超过80岁。“像我们这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已经不多了。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那段历史。”幸存者陈广顺说，“现在还有日本人不承认。他们一天不承认，我们就得讲下去。”

　 　幸存者的后遗症

　　随着岁月的流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人数已越来越少。目前，健在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减至100余人。

　　张连红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某个方面来说，由于日本社会不断出现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行，学界才逐渐重视幸存者的调查。但在这种背景下，调查通常侧重于搜集日军暴行的证据，调查目的是为了反驳日本右翼的荒谬言论，而幸存者则常常是以“历史证人”的角色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事实上，现有史料足以证明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客观存在，我们应更多从人文关怀的视角，着重解决如何医治这些幸存者创伤的问题。”

　　张连红在长期的研究中发现，除了部分自我治疗能力较强的幸存者外，许多幸存者都未能摆脱过去的阴影，年轻时的精神创伤开始“复活”，他们经常为噩梦惊醒，他们的言行开始日益偏离日常生活习惯，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精神疾病的表征越来越明显。

　　在采访中，他提到精神病学家威廉·尼德兰1946年提出的“幸存者综合症”，他列举了许多被纳粹迫害的集中营幸存者身上的明显症状：慢性焦虑症、惧怕再受迫害、抑郁、不断做噩梦、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快感缺乏症(不能体验快乐)、孤独症、臆想症、对世界充满敌意和不信任等。

　　张连红在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过程中，发现在许多幸存者身上这些症状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归纳起来，幸存者的精神创伤有三种较为典型：精神分裂型、自我封闭型、神经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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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成都商报)
(作者：)
(编辑：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