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钱出力打敌人”
——不仅仅是捐献了50架飞机
湖南人民捐献抗战物资。（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文热心
1942年1月4日，中共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刊出的由郭沫若作词、贺绿汀谱曲的《出钱劳军歌》:“有力要当兵，有钱要劳军，前方后方齐拼命，出钱出力打敌人……”并发表社论号召“用一切力量援助前线”。
此事的背景是：当时长沙正进行第三次会战，长沙西郊民众捐赠猪肉1万斤、蔬菜200担送来城中，犒劳浴血苦战的城防部队，使将士们“益加感奋”。因此，两个大家合作谱写了这一《出钱劳军歌》。
“出钱出力打敌人”，正是湖南救亡运动大合唱的主旋律。
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湖南人民在救亡的旗帜下，积极行动，慷慨解囊，贡献“居全国之冠”。
1 一个心病：挨炸
在前期与日军作战中，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人家有飞机大炮，而中国军队只有挨炸的份，完全是凭血肉之躯抵抗敌人的钢铁炸弹。不仅地方军队，就是中央军的将军们，都发出无奈的感慨。宋希濂在武汉会战所率的七十二军，全是德式装备，在兵对兵、将对将时可以凭勇气将敌人打垮，可面对敌方飞机的轰炸，无法扩大战果，只能徒唤奈何。像陶峙岳所率地方部队拨归中央军指挥后，在淞沪抗战中，“凭着几条破枪，能坚守温藻浜27个昼夜，简直就是奇迹”。
因此，夺取制空权，成为中国军队的梦想。
没有飞机，成为全国人民的心病。
“航空救国”也就成了抗战的举国行动。
买飞机要钱，募款就是“航空救国”的第一要务。
“献机”运动轰轰烈烈，曾是湖南救亡运动的鲜明特色。
“剧人号”、“湘商号”、“湘工号”、“记者号”、“湘妇女号”、“儿童号”……这些飞机的名字不断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其对应的款额也汇入了航空委员会账户。
2 各种“号”：飞机
捐献者取的这些机名，并不能找到对应的飞机，只是表示一方、一行或一群人的爱国情怀到了某种刻度。
1940年后，湖南“献机”的爱国热情掀起高潮。这年8月，戏剧界为响应演剧募捐购献“剧人号”飞机，举行了大规模的平（京）、湘、楚话剧联合公演。
9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进步人士组成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抗剧八队，为募捐“剧人号”飞机，在湘潭“百代剧院”首次公演多幕剧《国家至上》，观众极为踊跃。
10月，湘乡县民袁振基发起“一县一机”运动，并发表告该县民众书。该书发表后，湘乡民众捐款甚为踊跃。长沙市商会、工会纷起响应，捐献“湘商号”、“湘工号”飞机，湘潭动员委员会也继起募献“湘潭号”。
11月，湖南工界献机征募委员会成立。
11月21日下午，衡阳各界举行首届防空节庆祝活动，衡阳人民抗敌后援会倡议募捐，购置飞机一架，并命名为“衡阳号”。衡阳妇女组织发动全市妇女参加捐购“湘妇女号”飞机。
12月16日，长沙邮务工会呈请全国邮务总工会发动全国邮工捐献飞机，并决议将元旦聚餐费捐献购买飞机。
12月，邵阳桃花坪商店工友陈正廷、朱锡圭、李柴松发起捐献“工友号”飞机；蓝田商人唐鼎新发起捐献“店员号”飞机。
1941年11月，湖南第一军人监狱在监人员，全体减食五日，尽力凑得国币136元作为献机款。
1942年2月，长沙记者公会募款3万元，捐献长沙“记者号”滑翔机一架。
1942年3月，湘桂铁路抗敌后援会再一次发动员工捐献“湘桂铁路滑翔机”一架。
1942年8月，湖南伤兵，把绝食一天所得，充作献金。
据统计，至1942年5月底，全省捐机款逾700万元，可购飞机50架，居全国之冠。
这当中，有着许多感人故事。在衡阳，船山中学童子军队员伍文章、周恒等还向全国发起捐献“中国童子军号”飞机，并发动本校童子军队员节储平时费用，共献金1931元；私立陶淑小学发起筹募“儿童号”飞机，并致电全国小朋友，节蓄糖果费，响应“儿童号”运动；衡阳县新桥冯孝先之妻华氏，捐献家田24石（合计2.4亩）；泉溪85岁的李老太太将家中2万银元全部捐出。在长沙，“献机”活动最成功的是湖南第一纺织厂，至1943年1月，员工共捐献飞机15架。
3 募寒衣：紧急
前线的需要，就是后方的行动。湖南人民捐献的不仅仅是飞机。
寒冬来临，前方将士需要寒衣，征募寒衣也就成了湖南救亡的要务。
省里成立征募寒衣委员会，各救亡团体更是积极行动，因此，湖南的寒衣征募活动效果显著。
1940年8月，《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说：“秋风渐起”，“我们，能不有酒食而思前方将士的食冷，感秋风而念爱国健儿的衣单”，号召“发动（民国）二十九年度征募寒衣运动，自八月十五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湖南各界积极响应，迅速行动，湖南的新闻记者更是表现突出。耒阳记者会定“9·1”记者节日举行报纸义卖及戏剧公演，全体新闻人员均亲自参加，同时举行战时全国新闻报纸展览会；长沙记者公会则“捐献一日所得作为寒衣捐”，并广泛进行征募寒衣宣传。而社会各界纷纷刷写宣传标语，深夜赶制寒衣，至9月15日，即征募寒衣20万件。11月，价值法币55万元的棉背心20万件转运前方，慰劳抗日将士。
4 募钱物：常态
“出钱出力打敌人”，更多地融入了当时人们的生活。
义卖募集钱物，成为一些单位和社会组织的常态。1939年1月，衡阳《大刚报》于15日举行义卖，共募得银洋4600余元。1939年9月1日，常德《新潮日报》创刊，在常德剧院举行“义卖”大会，报社领导人亲临现场，将精印的《新潮日报》义卖劳军，其中常德被服厂厂长杨隶文以5000元的义卖最高价买一张《新潮日报》，是日共得捐款27万元。1942年7月7日，《国民日报》、湖南《大公报》举行义卖，募得捐款3182元和2700元。《湘潭民报》也举行“七七”义卖献金，共募国币10794元。
节日献金和婚庆献金，成为人们支持抗战的具体行动。节日主要是春节、中秋节等，尤其是特定节日，如七七事变纪念日、九一八事变纪念日等。1938年7月7日抗战一周年纪念日时，湘抗敌总会决定在省会举行献金运动，全市设献金台5个，至9日共收各界人士及群众献金96087元。辛亥革命元老刘揆一（湘潭人）将亲友所赠之寿资全数购置布鞋400双，交省抗敌会充作慰劳品；1943年5月，祁阳县九旬老媪柏黄氏捐九旬寿诞席费1万元，作为文化劳军捐款；1943年6月，桑植达泉乡第八保百岁老人陈王氏将其百年来针红所积1万元，捐赠抗日将士作医药费。另外，有许多民众将结婚费用也捐献出来，至为感人。
慰劳前方将士，发自人们内心。清翰林、大书法家郑家溉（长沙县人，居长沙市）致函抗敌总会，将其夫人杨氏的金镯一对和三女季纯的结婚戒指一枚一并捐出，慰劳前方将士；临湘老农蒋味庭（年龄60多岁）自临湘陷敌后即率子孙13人参加游击队，并将历年积蓄800元，捐赠出征军人家属。1944年夏，衡阳保卫战在即，慰问将士活动更加火热。6月，衡阳市连日发起募捐运动，街头巷尾都设有捐献处，募款500万元，并组团赴湘北慰劳。1945年6月，桥头河省立一师师生也募集了9574元，慰劳前方抗敌将士。
士农工商，全民参与，无论是耄耋老人，还是小小儿童，甚至是狱中犯人，均“匹夫有责”。
募捐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那一张张的纸币和一枚枚的铜板，它募集到的是比金钱更为可贵的人心。
有人曾说:“这是中国兴亡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湖南人民的慷慨募捐，有力地支持了湖南乃至全国的抗战。
■ 链接
“湖南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
1944年5月，时任湖南省主席、第九战区总司令的薛岳，在湖南省行政会议上作报告时称:“湖南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每年除供给军棉7万担，军布300万匹，军粮1000万担外，尚需接济邻省更大更多之需求。全省人民的慷慨解囊，一方面鼓舞了前方士气，使杀敌更为英勇，一方面使全世界看到我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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