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改革30年 首次成博鳌论坛主要议题
编者按：今年的博鳌论坛上，农业首次成为主要议题。不仅如此，今年第一个分论坛，就是关于农业的。昨天下午三点开始的这场论坛，主题是“普惠金融：探索农村金融改革新模式”。来自政界、商界、学界的多位农村改革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围绕农村金融改革展开了深入探讨。农村金融改革一路走来为何磕磕绊绊?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央广网北京3月27日消息(记者纪翔、实习记者程思琪)据中国乡村之声《三农中国》报道，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一连增”，与此同时，粮食的进口量却在不断增加。要实现粮食生产的低投入和高效率，需要在规模化和机械化上下大功夫，从而保证“中国人的饭碗端自己的粮食”。中国科协副主席陈章良认为，我国农业在面临这种巨大改革的背景下，急需农村金融的支持。
陈章良：劳动成本下来，才有可能与世界粮食市场竞争，否则我们国家的粮食压力会越来越大。中国面临着一个大的改革，如果没有钱的话，谁也做不成这个事，农民合作组织合作起来的话也需要买农机等等，所以中国农业新一轮的改革是需要成本的，而这个成本需要很多。
尽管农业对金融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但是供应却是另外一番光景。很多贷过款的农民朋友可能都有体会：去银行贷款，既难又贵。
陈章良：贷款难是因为农民自己的各方面很难能够跟银行贷款人之间交谈;第二贷款的利息高，就贷款贵，农民害怕;第三个问题是抵押担保难，农民的宅基地上破烂的房子是不允许抵押的，最后银行发明了一个办法叫联保，但是对稍微金额大一点的谁也不肯承担联保。
为解决农村金融难题，三十年来，中国启动了多轮的农村金融改革。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665家农村商业银行，89家农村合作银行和1596家农村信用社。但是，农村现有金融服务“供不应求”等问题仍然不容回避，相较于城市金融的蓬勃发展，农村金融显得落后且封闭。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玲认为，农村金融改革之所以不彻底，是因为偏离了合作金融的本意。
吴晓玲：但是三十多年走下来，我的结论是“梦碎合作”。我们国家把农信社变成了国家银行的基层经营机构以后，到现在要想回到真正的合作制已经不可能了。农信社由于它植根于农村，我希望它还是更多的就走商业化的道路。
为进一步解决金融服务不均衡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所谓普惠金融是指能有效、全方位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实际上就是让所有老百姓享受更多的金融服务，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海南省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吴伟雄：为什么要普惠金融?可能就是过去不是很“普”，就是普及率不够，很多的农民想拿到贷款是非常艰难的;说“惠”肯定是大家因为小额贷款不是很惠，也就是利率比较高。普惠金融提出来就是要让农民贷款容易，第二拿到的便宜。
如何实现普惠金融，海南省的探索给出了借鉴。七年前，海南开始做面向农民的小额信贷，当时农村信用社做小额信贷不良率在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吴伟雄介绍说，通过政府贴息，把贷款的审批权交给农民，把贷款的利率定价权交给农民，从而使得小额信贷真正做到了“普惠”。
吴伟雄：我们海南现在有60%以上的农民可以获得小额贷款，比其他的地方高10%，海南农民贷款利率一般在15%以下。再加上政府不低于5%的贴息，所以到农民手上的贷款利率就不能很高，这样他用款的积极性很高。
而山东省却在探索一条互助合作的商业金融之路。农民自发组成信用互助组织，这个组织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资金池。农信社、农业银行、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农民信用互助组织的开户行、业务辅导行、行为监督行和资金批发行，形成商业金融机构与信用互助组织上下对接、批发和零售的关系。吴晓玲认为，这种定位于商业金融的模式比较适合于中国的农村金融现状，未来还有可能写进法律。
吴晓玲 ：商业金融决定了它不可能把分支机构铺到这么下的下层，因而采取这种零售、批发的模式是比较好的，但是农村的这种高风险性决定了没有政策的支持是不可行的，所以必须还要做好财政的扶持工作。我们国家在农村的金融体系当中，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金融的定位应该更加明确，形成合力，才有利于形成一个为农业发展服务的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