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价格 粮食安全面临挑战
受价差驱动，我国主要农产品进口激增。“大豆之殇”是我国农业产业安全问题的典型表现。我国大豆种植户均面积小，难有规模效益，生产成本比美国高30%以上。
农业部原高官:中国大宗农产品价格已全面高于国际价格
2015年的中央1号文件全面分析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解决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重大课题，应对在资源环境硬约束下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大挑战，作出了全面部署。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农业产业安全、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凸显，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问题。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精神，解决和应对好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课题与挑战，必须守住农业安全底线。
农业产业安全面临新挑战
建设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一个重要目的是提高农业效益。但近年来我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持续攀升，国内粮棉油糖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对提高农业效益、维护农业产业安全带来新挑战。
大宗农产品国内外价差不断扩大。随着劳动力、土地、环境保护等成本不断提高，我国农业成本快速上升。2006—2012年，我国水稻、小麦、玉米、棉花、油菜籽、甘蔗价格年均涨幅均低于同期成本涨幅，到2013年我国大宗农产品国内价格已全面高于国际价格。2014年前5个月，大米、小麦、玉米、大豆、棉花、食糖国内外价差分别为每吨318元、451元、924元、1484元、7078元、2766元。
关税的防火墙作用受到削弱。近年来，主要农产品进口税后价低于国内最低保护价和临时收储价，关税的防火墙作用受到削弱。这导致边收储边进口，政策成本过高。2013—2014年度我国临时收储玉米6919万吨，临储棉花629万吨，每吨棉花库存1年的利息和维护成本在2000元左右。临储菜籽油高达600万吨，若按当前市场价格销售，价差损失超过150亿元。食糖临储库存累计500万吨左右，隐亏估计超过200亿元。
进口对国内农业产业影响加深。受价差驱动，我国主要农产品进口激增。“大豆之殇”是我国农业产业安全问题的典型表现。我国大豆种植户均面积小，难有规模效益，生产成本比美国高30%以上。由于大豆市场高度开放，国内大豆种植比较效益低，导致大豆种植面积不断减少。食糖进口价格过低，导致国内价格持续下跌，造成糖企全面亏损、蔗农收入下降。国内外价差不断扩大，是造成洋货入市、国货入库的根本原因。
粮食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受到威胁。虽然当前我国粮食进口量并不大，但由于进口受国内外价差驱动，国内粮食产业发展受到威胁。2013年，越南籼米价格低廉，国内企业进口动力强劲，造成南方籼稻库存积压、销售困难。玉米国内供给和库存充裕，但仍然保持一定数量的净进口。在国内粮食连年增产、库容紧张的情况下，进口激增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卖粮难”局面。
粮食安全面临新挑战
中央1号文件把“不断增强粮食生产能力”作为第一条，凸显了确保粮食安全、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的重要性。尽管我国粮食产量十一连增、产能达6亿多吨且库存充足，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农业开放度提高，我国粮食安全面临新挑战。
增产潜力减弱，保持产能难度加大。2003—2014年的粮食十一连增实际是波动型的微增。11年间，不同年份增产幅度差异较大，最高增幅是2004年的9%，最低是2009年的0.4%，且近4年有逐年减小趋势，在高基数上继续增产难度越来越大。我国粮食发展纲要要求到2020年粮食产能达5.5亿吨以上，尽管2013年粮食产量已超过该目标，但受耕地面积逐年减少、自然灾害和资源环境制约，在农业科技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保持现有粮食产能难度加大。
生产成本快速上升，粮食价格提升空间减小。据测算，从1995年到2011年，我国3种谷物和大豆每亩产出量分别增长29.1%和32.8%，但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期每亩总成本分别增长110.2%和91.8%，收益率都明显下降。直接生产成本上升是推动农业生产总成本上升的主要力量，包括化肥、农药、农膜、机械作业、劳动力等，这些投入占总成本的80%以上，而且近几年仍在上升。粮食价格缺乏高关税保护，难以相应上涨，这就使粮食生产缺乏必要的利益激励。
进口快速增长，粮食安全战略受到挑战。自2009年我国谷物由净出口转为净进口以来，进口量一路激增。尽管目前我国三大谷物进口量保持在关税配额之内，但按目前生产成本和价格增长趋势推算，今后5—7年三大谷物以配额外关税税率进口将成为现实。我国对于征收配额外关税后的进口是完全放开的，这将给“以我为主”和“适度进口”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带来挑战。
种粮比较效益低，流转土地“非粮化”较为普遍。2011年，种植苹果、蔬菜、花生的每亩净利润分别为4612元、2558元、723元，而种植3种主粮的平均收益只有251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接手流转土地后“非粮化”现象较为突出。截至2012年底，全国流转后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面积为1.56亿亩，占总流转面积的56%。截至2013年底，有些种粮大省土地流转后“非粮”比例增加了20%—30%。
农产品质量安全面临新挑战
调查显示，目前城市居民感到最不放心、最不安全的社会问题是食品药品安全。因此，中央1号文件专门部署“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引发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因素多。一是农业生产环境影响。据专家估算，我国粮食生产每年因重金属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环境污染严重地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难以保障。二是农业生产技术影响。我国农业生产技术比较落后，非科学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等现象屡见不鲜。三是经营方式及市场影响。我国有2.5亿农户和约50万个农产品加工企业，组织化程度较低，分散经营的模式很难实行标准化生产，在利益驱动下农产品质量控制往往被忽视。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难度大。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食物链条中，种、养、收以及初加工等环节是决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相对于食品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更加难以控制。一方面，化肥、饲料、农药、兽药等各类投入品使用的技术千差万别，生产经营者众多，农产品种类繁多，难以全面监管。另一方面，农产品中微生物、重金属、兽药和农药残留等有害物指标，以目前的检测技术，再考虑成本等因素，难以全面检测。
确保我国农业安全的对策农业安全问题直接关系人民生活和国家安全，必须按照中央1号文件提出的“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总要求，从战略高度积极应对。
完善农业产业安全战略。在涉农国际贸易谈判中坚持粮棉油糖关税税率不减让、关税配额不扩大、农业“黄箱”支持空间不削减。加强产业损害预警，积极利用“两反一保”措施，使贸易救济常态化。研究建立农业产业损害补偿机制，加强对国内产业的贸易补偿，对因进口农产品竞争而受到损害的农业产业和农民提供补偿性援助。
实施差别化的粮食安全战略。根据“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要求，区分口粮、工业用粮和饲料粮的不同需求特点，明确国内必须保有的基本面积和基本产量，确定农业支持优先重点。合理确定粮食进口预警阈值，运用有效手段把握进口时机和节奏，确保进口规模适度适当。
强化农业支持战略。一是完善财政支农长效机制。
探索“普惠制”与“特惠制”相结合的财政支农政策，使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得到更多补贴。逐步扩大“绿箱”支持政策，调整改进“黄箱”支持政策。二是明确金融部门支农责任。明确金融机构在支持农业和服务粮食安全方面的责任。加大国家对涉农贷款的补贴支持力度。三是明确大型涉农企业粮食安全方面的保障责任。对经营大宗农产品且达到一定市场份额的大型企业，实行强制性信息报告制度和库存储备制度，规定规模以上粮油经销企业必须建立相应规模的粮食安全储备库存，明确其在粮食安全方面的法定保障责任。
推进农业“走出去”和市场多元化战略。完善农业“走出去”政策支持体系，加强组织和监管。一是抓住重点环节，突出重点领域，主攻周边国家，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二是建立多元稳定可靠的进口渠道，充分利用双边协定和多边协定，把握好农产品进口规模和节奏，稳定进口来源。三是把农业“走出去”与市场多元化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提升“走出去”对象国的生产能力，为建立多元稳定可靠的进口渠道夯实基础。四是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市场交易，争取掌握粮食价格国际话语权。
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战略。
一是加强政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明确农业部门在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检测、监督、认证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的主导地位。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强化农业部门对违法违规农产品的处罚管理。
二是加快农业标准化步伐。加大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区、无公害农产品示范基地、养殖小区、示范农场、出口产品及原料基地建设力度，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加强农民教育培训，提高农业管理者和农产品生产者素质。
三是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建立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技术的应用，实行优质农产品标签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