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迁”避战到湖南：幸有茅棚暂避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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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民国政府时候，原汉阳兵工厂的车间。门是解放后装上的。(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文热心

华北沦陷、南京沦陷、上海沦陷、武汉沦陷……

学校内迁、机关内迁、企业内迁……更有难民涌入内地。

湖南，抗战初期的大后方，相持阶段的前线，承接着内迁的人流、物流、“单元流”。

内迁是躲避战火，更是积蓄力量，为抗战赢得最后的胜利。

中华民族的坚忍、不屈精神因此得到激发，得到展示。

一幅内迁图满是“路难行”

说起内迁，人们自然会想到钱钟书先生在小说《围城》中的描述：“从界化陇到邵阳(应为涟源蓝田)……一路上崎岖缭绕，走不尽的山和田……火铺里晚上不点灯……没有床铺，只是五叠干草。”人们就睡在稻草上。

1939年秋，钱钟书应聘到国立师院任教，与几个同事经过40多天的长途颠簸跋涉才到达目的地。其实，他们走的是一条“平安路”，天上没有飞机的轰炸，地上没有追赶的日兵，只是“路难行”加“生活苦”。而华北、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内迁的机关、学校、企业可谓举步维艰。

试想那幅内迁图：粤汉线、浙赣线上喘着粗气的火车上，带来了从前线撤下的军队，从东南沿海拆下的企业设备、打包的大学图书，在长沙、株洲等车点停下;吃水到最大限度的轮船，带着内迁的教师、学生、机关人员，从长江来到洞庭湖，然后再换上小火轮、或木船从湘、资、沅、澧上溯，目标是重庆、贵阳，甚至更远的昆明;沙石铺就的湘赣、湘鄂公路上，背着“大包袱”的汽车，卷起扬尘，搭载着人员和行李，“爬”入湖南，然后再转入新修成的湘黔、湘川、湘桂公路，目标是大西南。

“行路难”的味道还是亲历者说得真切。汉阳兵工厂搬往辰溪，“全靠水运，历时数月，日夜兼程。员工携妻带子，或缺吃少穿，饥寒交迫;或触礁覆舟，葬身险滩;或遇土匪，人财遭劫。一路磨难，一路风险，苦不堪言。路经沅陵时，船队被土匪围困整整两昼夜。后经多方周旋，才予放行。”

而最可怜的是那些草根，他们拖儿带女，头发蓬乱，饥肠辘辘，跋涉在羊肠小道上。如果哪个地方没有生命危险，又能得到一些维持生命的食物，他们就可能暂时安顿下来。就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们，也是随遇而安。乌宿，是沅水支流酉水旁的一个村庄，建在埋葬遇难排工的滩头上，因为这里有一所新式小学，本来目标是重庆的武汉一个中学的几位名师就在这里落脚。他们的到来，是当代“乌宿教授村”的一个重要节点。

临时大学、中学颠沛流离

不过，钱钟书任教的“国师”不是内迁大学，而是抗战期间在安化(今涟源)蓝田小镇创办的一所高等师范，目的是收留内迁的失学学子。

选址蓝田，“既偏僻又交通便利”是原因之一。“偏僻”是因其远离京广线，受日寇干扰少，相对安宁;“交通便利”则是有铁路、公路和涟水水运。文化环境是原因之二，长沙迁到这里的中学前后共达26所，包括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当年就学的省立一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的支持。辛亥志士李燮和之子李卓然表示，可以将其庄园李园租借出来作校舍，“磋商半日，即成立契约”。

其实，当时比“国师”影响更大的是塘田讲学院。学院系国共合办，由共产党人唱主角，人称“南方抗大”。办学的目的，既是消除流亡在湘学生无书可读、无业可就之忧，也是为抗战培训基层干部。因此，共产党员吕振羽向湖南省委提出在武冈塘田寺(今属邵阳县)创办讲学院后，省委和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徐特立大力支持，徐还专门写信报告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毛泽东和张闻天。1938年9月学院开学，第一期招收学员120余人，1939年2月又招收第二期学员百余人。这些学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了抗战骨干。

与“国师”、塘田讲学院白手起家不同，那些内迁大学则是“背负责任”，颠沛流离。据统计，战前国民党统治区全部108所高等学校，沦陷区的都迁入内地，其中迁入湖南的12所。其实，本来有许多学校在湖南“泊”下了，只因战事蔓延，也就再迁云贵川。“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这句西南联大的校歌概括了那一段曲折的内迁经历。平津失守之前，北大、清华、南开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本来在1937年11月1日开始上课，可上海南京失守，武汉震动，战火眼看也将烧向长沙，“临大”又迁往云南，并改名“西南联大”。

除了大学，迁到湖南的还有许多中学，如江浙中学等。

三个兵工厂从未间断生产

胡厥文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国民时期上海有名的实业家。“一二八”事变后，他就组织企业内迁。除重庆外，他还在湖南创办新民机器厂。他在住宅的雨道上用石子嵌了“抗战必胜”、“建国在政”八个大字。1939年11月，周恩来在重庆胡厥文所办的合作五金厂了解到该厂正在生产炸弹弹尾和引信，以及掷榴弹等军用产品时，欣然为工厂题词：“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

抗战期间，内迁到湖南的工厂有200多家，其中与战争关系直接的是三家兵工厂。

1935年秋，国民政府把兵工署炮兵技术处的工厂设在湖南株洲董家塅。1936年3月14日，兵工厂征地5439亩，作为建设厂区。1936年4月，株洲兵工厂成立三个分厂，即：炮厂，制造75毫米野战炮与100毫米榴弹炮;炮弹厂，制造20毫米与37毫米炮弹;枪弹厂，制造步枪、机关枪子弹。

此外，还有1939年上半年迁入的汉阳兵工厂。1938年6月，汉阳兵工厂机器、动力、枪弹、手榴弹、火药、机关枪等分厂奉命迁湖南辰溪。这个厂落户辰溪后，1939年3月间开工出品。

另外一个迁入安化烟溪是原在河南巩县兵工厂。

虽然，这些兵工厂因为日军的轰炸，不断搬迁，一时沅陵，一时辰溪，一时安化，可都没有中断生产，源源不断向前方供应枪械、弹药。

军医院多得难以统计

作为大后方，湖南在八年抗战期间另一个特色是医院多。

据统计，1938年夏，国民政府在抗战各个主战场上败退，从这些前线转来湖南的伤员约有10余万人，分布在湘境各地的后方医院。

湖南到底有多少军医院?现在也没有完整的资料，但一个事实是，伤兵医院在抗战前期是长沙、湘潭多，相持阶段则是湘西多。

以辰溪为例：中心卫生站设七里台，十一重伤医院设板溪口，第一陆军医院设立文庙，四十四后方医院设潭湾，第四后方医院设马溪，海军南京医院设赵家巷，此外还有冀鲁医院、同德药房、惠民药房等。

在芷江，军政部荣军第一教养院，驻扎中杨溪一带;军政部荣军第六教养院，驻扎在岩桥四方圆一带;军政部第四重伤医院，驻扎在西正街60号;军政部第三十二后方医院，驻扎在北街一带;军政部伤兵管理处一十一临时残废院，驻扎在麻缨塘一带。

在沅陵，曾有“军政部七十七后方医院”，从1938年到1946年底，它在这里坚持了8年。

城市大膨胀带来暂时的“繁荣”

内迁，带来了湖南市镇暂时的“繁荣”。域内出现了许多“小南京”、“小上海”，中等城市衡阳、湘潭分别被称为“小南京”、“小上海”，小城市的津市、安江也被称为“小上海”，就是一些小镇，如黔阳(今洪江市)的托口、洞口的高沙也有了“小上海”的美誉。

机关增加、工厂增加、学校增加、军事单位增加……仅芷江这个小县城，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驻扎过的各种军队及大小军事单位多达220个。随之是人口的膨胀，东南西北人，会聚在湘域。

以辰溪为例，这里地处湘西中枢，为通往川、黔、滇的通衢，公路四通八达，水运畅通无阻，崇山峻岭，地形险要，加上能源充足，煤质优良，故成为疏散的要地。抗日战争前，“辰溪县城人口约五千余人，至1938年增至近10万人，由大路口伸延到向家园;由小路口伸延到潭湾、抱木洞;由县城东下经七里台伸延到孝坪;西下沿河两岸伸延到张家溜。临时搭盖的简陋棚舍，鱗次栉比，到处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西门柳树湾一带河中，帆樯林立，木排纵横，桨声、橹声、吆喝声夜以继日。中南门码头，待渡的汽车排成巨龙，载客的小舟来往穿梭……每逢二七场期，四乡农民云集县城，买进卖出……场上挤得水泄不通”。由于辰溪人口骤增，旅馆、饭店、商店亦应运而生。

湖南敞开胸怀，接纳“流入者”，为他(它)们提供立足的土地，搭起暂时躲避风雨的“茅棚”，提供养精蓄锐的食物，同时让自己繁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