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名湖南人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他们都是普通人

　　10月17日，包括18名湖南人在内的364名原告，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告上东京地方法院。

　　这364人中，有236人来自中国湖南、浙江等地。其余原告，来自日本、德国、韩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

　　18名湖南原告，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包括律师、老师、政府职员等。

　　这起跨国集体诉讼背后，隐藏着一些有意思的问题。比如，中国普通民众诉日本首相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判决结果又有哪些可能?

　　本报记者袁树勋常德、长沙报道

　　 236名中国原告都是普通人

　　常德律师高峰，是这起诉讼的原告之一。

　　上世纪90年代，大学刚毕业的他，在当地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成了“常德细菌战受害者调查会”的义工。

　　二战时，日军在常德实施过细菌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反右翼民间组织多次到常德调查取证，“常德细菌战受害者调查会”就是为配合其工作而成立的。

　　诉讼长达八年，后续活动至今未停，高峰和他的同伴们也因此和日本反右翼民间组织结下了深厚渊源。

　　去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时隔7年后，日本在任首相再次参拜靖国神社，舆论哗然。

　　安倍上台后，解禁集体自卫权，推行《秘密保护法》，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强硬。在反对者们看来，这一连串行为，有将日本推向战争、威胁世界和平的危险。

　　在此背景下，安倍的参拜行为被反对者视为“现实威胁比之前的小泉参拜更强烈”。

　　今年4月和9月，768个日本民众将安倍告上法庭。高峰的老朋友、在细菌战诉讼中担任主辩律师的一濑敬一郎，也参与了诉讼。

　　“安倍的参拜行为，是对世界和平的挑战，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都有权利成为原告。”一濑敬一郎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的中国朋友们。

　　义乌细菌战受害者协会、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协会、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等中国大陆民间组织，都收到了一濑敬一郎的请求。这些民间组织召集到236名中国原告，他们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

　　截至8月底，原告们陆续把《诉讼委托书》发给了日本律师。他们准备提起的诉讼，也是今年第三起指控安倍违宪的诉讼。

　　每个原告需要交纳3000日元的诉讼费用。为了鼓励中国原告参与，日方表示愿意承担中方的诉讼费。

　　“我们觉得，既然行使了权利，就应该承担义务，这笔钱应该我们掏。”高峰代表18个湖南原告向日方表态。

　　高峰参与过细菌战诉讼，有起诉日本政府的经验。但起诉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不仅仅对他，对中国大陆民众似乎也是第一次。

　　“起诉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可以提出哪些诉求?可能出现哪些结果?”这些细节的重要性，打了八年细菌战诉讼的高峰很明白。

　　和日本方面反复沟通过后，他心里一半有谱，一半没谱。

　　 起诉安倍参拜的法律依据

　　高峰心里有谱的是：官司怎么走程序?如何举证?如何辩论?日本律师表示很有信心。

　　二战战败后，日本在制定新宪法的过程中，引入了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依据这项制度，当事人可以要求法院对日本国内的一切国家行为(法律、命令、规则、处分)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在日本民间的反右翼斗争中，它成为一个经常被采用的法律武器。

　　之前，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6次参拜靖国神社，遭到7起诉讼。当初参与起诉小泉的人士，很多加入了这次起诉安倍的队伍。所以，官司该怎么打对原告律师们来说，完全是轻车熟路。

　　靖国神社的例行秋季大祭，是从10月17日开始的。之前的数起首相参拜事件，都发生于大祭期间。日本的原告和律师们，也将起诉时间选在了10月17日。

　　这天下午，日本律师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了起诉书。在起诉书中，原告认为：日本宪法中规定，“国家及其机关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它被称为“政教分离”原则。

　　去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使用公车、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登记并参拜了靖国神社。此行为属于正式参拜，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对此，法院应该予以确认，并勒令其停止“正式参拜”。

　　另外，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强行通过《秘密保护法》、解禁“集体自卫权”等行为，损害了原告(日本原告)受宪法保障的“和平生存权”等权利。

　　靖国神社接受安倍的参拜，违背了宪法“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之规定。它和日本国一起，被列为共同被告。

　　原告要求，三被告向每名原告赔偿一万日元。

　　“索赔不是目的，但根据法律，只能以要求损害赔偿的方式进行违宪诉讼。”本次诉讼的原告律师团成员一濑敬一郎说。

　　他说，根据以往的经验，法院受理此案问题不大，“开庭时间，估计得到明年初。”

　　 小泉案11次判决，四种结果

　　安倍案和小泉案，形式上基本无异。

　　面对违宪指控，安倍和小泉的内阁发言人都辩称参拜是私人行为。言下之意是：不是国家行为，不属于违宪审查的对象。

　　原告方则这样反驳：开公车前往，穿正式神道服装入神殿，用公费购买祭祀品，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登记，这些细节，足以证明是职务行为。

　　以至于有日本法律人士开玩笑说，起诉小泉和起诉安倍，除了诉讼对象和时间不一样，其他没什么区别。

　　小泉在任期间，参拜6次，被诉7次，其中4起诉讼进行了二审，一共出现了11次判决。丰富的判例，也给舆论预测安倍案结果时提供了丰富的谈资。

　　有学者将这11次判决梳理成了四类。

　　第一类，不对参拜进行“是公务行为还是私人行为”的界定，更不进行是否违宪的判决。这类判决有5次，原告没占到便宜。

　　第二类，认定小泉参拜属于私人行为，也不进行是否违宪的判决。这类判决有2次，等于原告完败。

　　第三类，认定参拜属于公务行为，但不进行是否违宪的判决。这类判决也是2次，原告部分达到了目的。

　　第四类，认定参拜属于公务行为，同时，法官认为小泉的行为违宪。这类判决，也有2次，原告胜利。

　　 结果可能“形式上输，实际上赢”

　　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类判决。对原告而言，这属于“形式上输，实际上赢”的特殊判决。

　　这两次判决，分别由福冈地方法院和大阪高等法院在2004年4月和2005年9月作出。在当时的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认为小泉参拜违宪，但“判决”部分没有做出是否违宪的裁定。这种手法，在日本被称为“谤论”。

　　一份判决书中，只有“判决”部分才具有“毋庸置疑的约束力”。原告的诉求并未获得法院“判决”部分的支持，赔偿请求被明确驳回。从形式上看，原告败诉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小泉参拜违宪”，明确出现在判决书中，至少对小泉是一个震慑。正因此，原告视这两次判决为重大胜利。

　　在之前的七次地方法院判决中，除了福冈判决，其余六次都回避了“首相参拜是否违宪”这个核心点。在日本司法体系中，高等法院的判例对地方法院有指导意义。因此，名古屋大学教授浦部法穗公开评价大阪高等法院判决，“为今后的审判指明了一定的方向”。

　　有意思的是，即使小泉对结果不满，但形式上他胜诉了，所以还不能进行上诉。

　　东京大学法学博士程咏说，“安倍参拜案判决结果会如何?现在谁也说不准。但考虑到日本现在的政治环境和安倍本人的强势，日本舆论普遍认为，判决结果会局限于小泉案的四种情形内，不会有第五种选择。”

　　他说的“第五种选择”，是指判决书的“判决”部分认定安倍违宪。“这无疑是原告们最愿意看到的。不过，有原告律师在跟我聊天时也承认，可能性非常小。他说，能通过‘谤论’的形式获胜，就是不错的结果了。”

　　但高峰还有一点担心。“日本律师曾跟我说，他担心法院以日本国民以外的起诉人‘不具备原告资格’为由驳回诉讼。”他说，“原告律师团应该会做相应准备，梳理好法理依据。”

　　 可能是持久战，但他们愿意坚持

　　高峰打算，一审开庭时以原告身份出庭。

　　他曾在电话里问过日本律师，如果安倍被判违宪，是否意味着他今后不能继续参拜了?

　　律师做了回答，大意是这个问题一下子说不清。

　　高峰换了一种提问方式，小泉被判违宪后，他继续参拜了吗?答案为“是”。

　　2005年9月，大阪高等法院的判决书“认为”小泉参拜违宪。当年10月，小泉再次参拜了靖国神社。

　　难道是小泉目无法纪?答案没那么简单。

　　“‘法院认为’部分是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程咏解释，“小泉可以反驳，‘违宪’的判断只是法官的个人观点，可以不予理会。实际上，他也是这么公开表态的。”

　　尽管如此，在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博士后魏晓阳看来，没有约束力的认定，并不意味着不会给小泉带来影响。

　　小泉被认定违宪后，虽然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但与以往相比，明显有所不同。他没有穿正式的神道服装，更没有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进行登记，鞠躬默哀后，即匆匆离去。

　　同样道理，安倍诉讼案中，即使法院以“谤论”手法认定安倍违宪，也不意味着，可以用法律力量制止他今后继续参拜。更何况，这次诉讼能否重现小泉案中的胜利，高峰心里也没谱。

　　“日本方面计划，一审不胜就提请二审，视二审情况，再决定是否上诉日本最高法院。”他说，“我们不仅是要法院判决安倍违宪、勒令他停止参拜，还要通过诉讼的方式，全面问责安倍的反和平主义态度。”

　　高峰明白，这是场漫长的战役，但他愿意坚持下去。“就像打了八年时间，至今也没画句号的细菌战诉讼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