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扶贫“湖南样本”
07.09.2015 08:03
本文来源: 扶贫开发办公室
双向六车道的永顺大道，宽阔、平坦，人行道上人来人往，永顺县政务中心、法院、企业等林立两旁；湘潭南路从县城老城区延伸，另一端连接着新城区；府正家园和府顺家园正在建设，2017年前，将有2万多永顺人住进高标准、高品位的“府顺家园”……
而此番景象，则缘于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汉集团”）5年前的进驻。
“大汉集团带来的不仅是城区环境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打开了永顺脱贫致富的发展思路。”永顺县扶贫开发办主任田志贤坦言，仅在几年前，永顺县城则是交通拥挤、建筑无序的另一番摸样。
湖南省扶贫开发协会副秘书长刘明向记者介绍，永顺是湖南扶贫的一个缩影，其产业扶贫是开发式扶贫的核心内容，由原来仅靠外部“输血”变为自身“造血”。记者获悉，7月20日，《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实施精准扶贫加快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的决议（草案）》（简称“《决议》”）公布了其扶贫目标：到2020年，实现全省596万贫困人口整体脱贫，51个扶贫工作重点县全部摘帽，贫困村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省平均水平。
“老困难户”变样
“县城土地资源稀缺，老城区就像一口大锅。”8月8日，卢刚描述，而大部分城区居民挤在“锅底”。
他是土生土长的永顺人。其回忆称，10万人此前挤在5.7平方公里的老城区里，住宅破烂、拥挤不堪，县城原唯一一条繁华的商业街道，交通“永不顺”。来自当地政府多名官员亦坦言，财政收入排名靠后，用电“五天一小停，十天一大停”如家常便饭，至今未通铁路、高速公路等。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永顺县财政收入2.26亿元。
永顺县政府向记者提供的资料介绍，永顺县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州”）北部，是湘西州农业大县、文化旅游资源大县、工业弱县、财政穷县和革命老区县。资料显示，该县总人口54万人，是湖南省第七大县，其中农业人口、以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86.9%、91.2%。
在卢刚的印象中，永顺大道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工，但长期曾一直处于停工状态。田志贤对此印证，永顺大道2000年开工，但苦于缺乏资金，而大汉集团进驻后，用一年多时间，拉通了这条长达3632米的主干道。来自大汉集团官方网站描述，其创立于1993年，总部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是一家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综合性非公有制企业，业务涵盖钢材物流、城镇建设、商业地产、老年地产、商业管理、文化旅游、汽车贸易、职业教育等。
大汉城镇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汉城镇”）永顺项目部周刚介绍，大汉集团入驻永顺后对该县城区基础设施等进行了“一对一”帮扶。其提供的资料显示，大汉集团总资产121亿元，2014年销售收入291.5亿元，中国企业500强、湖南省民营企业第二位。2010年2月，永顺县与大汉城镇签订《永顺县县城综合运营开发合同书》，计划用5~8年时间，投资20亿元，建设“三路一市三园”。“合同书”描述，建设永顺大道、湘潭南路、顺风路；商业步行街；府顺家园、府正家园、府贵家园，使永顺城区面积扩展到17平方公里以上，常住人口达到16万人以上。
记者获得的一组数字显示，截至目前，大汉集团在永顺累计完成投资5.8亿余元，上缴税收6000余万元。周刚介绍，其中永顺大道、湘潭南路将老城区与新城 记者获得的一组数字显示，截至目前，大汉集团在永顺累计完成投资5.8亿余元，上缴税收6000余万元。周刚介绍，其中永顺大道、湘潭南路将老城区与新城区之间的距离从原来的3公里缩短至不足1公里，而城区面积由5.7平方公里扩大至12平方公里。
“现在的县城模样就像长沙市里的一个城区。”湘西州原州常委、宣传部长田景安告诉本报记者，永顺县城发展还有一个15年的整体规划。
对于县城居民而言，在2017年前，将有2万多人搬离低矮、潮湿的危房、老房，住进高标准、高品位的府顺家园。
“输血”变“造血”
永顺县城之变是湖南扶贫的一个缩影。
田景安回忆称，上世纪80年代末，湖南开始提出在贫困地区进行扶贫。他介绍，当时在湖南众多地区，除百姓生活贫困外，当地资金、设备、基础设施等基础差，其解决方式是靠上级政府等直接给予资金支援，也就是全靠“外部输血”。而在一笔资金达到后，百姓仅能用于解决吃、穿等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在资金用光后则又陷入贫困，长期处于恶性循环，产业发展资金瓶颈也没有得到解决。
“原来像撒胡椒面一样，每个生活困难的人都有，但是起不到扶贫效果。”7月5日，谭永峰坦言。他是全国青联委员、湖南省人大代表、湖南省泸溪县红山柑桔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他对此做了这样一个描述：1000万元扶贫款，分给1万名贫困人，落实到每个人每年仅有1000元，最后谁也无法脱贫，更不敢企及致富。他介绍，原来扶贫资金落实到基层后，谁与当地乡镇、村委会等关系好，扶贫项目、资金就向谁倾斜。记者获得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泸溪县30多万人口，18万人处于贫困线上。湘西州多名人士对此印证，原来政府穷、百姓穷，到处要钱，百姓要钱后买好吃的，吃完后还是穷，仍旧是要钱。
不仅如此，国家扶贫投资大都不公开，账务不透明，交通、水、电力等基础设施仍旧落后。当地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介绍，2000年以前，湘西州没有一条二级公路。
在田景安看来，“外部输血”已解决不了“贫困”的自身病。2014年3月，湖南省在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精准扶贫”基础上，提出“资金跟着扶贫对象走，扶贫对象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市场走”，转为“内部造血”。他介绍，仅以永顺县城而言，大汉集团带来的不仅是城区环境的变化，更多是打开了永顺脱贫致富的发展思路。据了解，大汉集团有资金，永顺有土地，大汉集团入驻后不拿永顺政府一分钱，自己垫资修路，再通过招投标购买新修道路两旁的土地，进行商业开发，其应付的土地价款则与永顺应付的修路费用互相冲抵。
就在距离永顺县城50多公里的松柏镇，是湘西州目前最大的农业特色乡镇，土地、水资源丰富。7月6日，该镇党委书记傅绍兴向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全镇2.3万人，2013年贫困人口占25%；截至2014年年底，贫困人口占10%。他介绍，这一贫困人口数字的变化，缘于覆盖全镇的14家农业专业合作社，而剩余“10%”则是没有劳动能力、身体或智力残缺的百姓，也是精准扶贫的重点、难点。
在当地人印象中，原来因贫穷而多选择外出打工，土地抛荒严重。近年来，国家支持农业合作社发展，松柏镇这才找到猕猴桃、水稻等原本属于自己的优势，发展农业产业。傅绍兴介绍，以农业合作社为载体，当地政府监督，有劳动能力的人用土地、林地、水面参股分红，并以职工身份参与劳动赚取工资。
而关于“10%”的脱贫，他说，农业合作社与农户直接签署协议，用其土地、林地入股合作社，予以托管分红。在他的规划中，上述村民当分红资金积累到3万元后，脱离托管，土地变为 而关于“10%”的脱贫，他说，农业合作社与农户直接签署协议，用其土地、林地入股合作社，予以托管分红。在他的规划中，上述村民当分红资金积累到3万元后，脱离托管，土地变为流转，3口之家年收入在1万余元。
“只要产业不垮，此举是脱贫的长久 机制 。”他认为。记者获悉，湖南湖湘商贸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等已入驻松柏镇。
傅绍兴坦言，湘西州农民脱贫最大的优势是“山、水、土地、旅游”，通过自身“造血”，把上述资源用活了。
“湖南模式”
7月20日，公布的《决议》提出，外源输血与内生造血相结合、整体推进与分类施策相结合、整合资源与精准发力相结合、政府主导与市场主体相结合，实行“精准制导”“定点清除”“喷灌滴灌”式精准扶贫方式，做到精准到户、到项目、到资金、到产业、到举措、到效果。
田景安介绍，湘西州是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地区，是湖南省扶贫攻坚主战场。一位官员则认为，早在2011年11月，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启动，但多年没有实质性扶持、鼓励政策。
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湘西州视察，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理念。湘西州向本报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不足两年时间，湘西州减少贫困人口24.48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5.29%。湖南省扶贫开发协会副秘书长刘明向记者介绍，湖南产业扶贫是开发式扶贫的核心内容，由原来仅靠外部“输血”变为自身“造血”。
湖南省扶贫开发协会提供的资料显示，湖南省有扶贫工作重点县（片区）48个，其中国家连片特困地区县37个。全省596万农村贫困人口，占全省农村人口总数的10.48%，8000个贫困村，占全省行政总数的19.2%。上述官员认为，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山区，村民居住分散，农业效益低，不能实现集约化生产，同时交通闭塞、教育不发达等也制约着脱贫。在他看来，贫困地区历史欠账太多，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成本也高。
刘明认为，精准发展支柱产业是精准扶贫中最重要的一环，湖南扶贫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特色养殖、苗绣加工、乡村游、劳务经济五大支柱产业。中国产业集聚研究专家杨建国对此称，湖南扶贫路子避免了此前专项扶贫资金流入龙头企业、种养专业大户等扶贫经济组织，“扶富不扶贫”，扶贫对象在产业开发中被边缘化。
刘明介绍，湖南精准扶贫创新包括直接帮扶、委托帮扶、股份合作三种帮扶模式。即在政府的组织引导下，对有产业发展愿望和产业发展能力的扶贫对象，帮助其直接参与区域特色产业开发；扶贫对象个人或集团委托，通过购买扶贫社会服务方式，将国家给予特定对象的扶贫资金直接委托给有意愿合作的、有社会责任、讲诚信和有实力的扶贫经济组织；鼓励探索将扶贫对象的政策扶持资金、土地、林地和水面等生产资料折价入股，由扶贫经济组织统一管理和生产经营，结合成联股、联利的共同体，实现股份到户、利益到人。《决议》显示，到2020年，湖南实现全省596万贫困人口整体脱贫，51个扶贫工作重点县全部摘帽，贫困村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省平均水平；到2017年，51个扶贫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8000元，到2020年突破10000元。
杨建国分析认为，湖南扶贫模式可在贵州、四川等其他贫困地区复制、推广。他坦言，湖南面临的脱贫压力也不言而喻。
本文来源: 扶贫开发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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