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逆袭：回归司法本位
3月15日上午9点半，北京人民大会堂二层观众席的一角，传来一片兴奋的低语。
此时，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正在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决议草案投票表决。广播里，每隔几秒便催促一声：“请按表决器。”连续三四次后，结果终于出炉——高法获得2619票赞成、213票反对、44票弃权；高检获得2529票赞成、294票反对、61票弃权。
那片低语来自数十名高法工作人员。他们身着黑西装、白衬衫、红领带，坐在二层观众席的左后方。对于这个结果，他们似乎相当满意。而不远处的高检阵营里，几十名检察官表现平静，看不出心中的波澜。
从往年两会审议报告的投票结果看，高法往往成为“反对票大王”，但今年得以摘掉了这个帽子。而过去曾经与高法“同病相怜”的高检，也因为预算报告遭遇高票反对，而避免了反对票最多的命运。对于两高、尤其是高法来说，这一次，它们逆袭成功。
放低身段
三天以前，从两高报告公布开始，人们便看到了逆袭的希望。全国政协社科界别的小组讨论上，一位委员预言，今年两高报告的通过率“超过80%没问题，好一点儿能到90%”。果不其然，高法通过率91%，高检则接近88%。
自2006年全国人大投票数据公开以来，两高的反对票就居高不下。此前，两高报告的未通过率一直高于16%。其中，2009年和2013年，高法报告的未通过率达到峰值，超过24%。
“所以每年投票时两高只能互相比，反对票少一点儿的就会比较欣慰。”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说，当一个人体重达到300磅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一个比自己更胖的人。
对于多年来两高的票决处境，张建伟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司法公信力低、公众对法检机关担当的角色不满，“所以人大才用这种方式鞭策你、督促你。”同时，人大代表中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人员比例较高，对政府工作报告、人大工作报告等角色认同度更高；相比之下，两高工作与多数代表的职业无关，又包含了众多法律专业术语，令人感到枯燥、乏味，也会导致通过率低迷。
然而这一次，两高变了。它们主动放低身段，积极、广泛地寻求认同。报告中穿插运用的37个案例、上百组数据，让“不太懂法”的普通人看懂了两高究竟在做什么、想做什么。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拿到的纸质报告上，还专门植入了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广告”。
高法一口气列出了3个客户端的二维码，高检则把“9个网络平台发布28000多条信息，粉丝数从30万增长到目前的2200多万”当作了广告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刘树成表示，“从这些细节就能看出，两高的报告作得很认真、很用心。”
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郑鄂看来，两高的新媒体战略与强力推进的司法公开一脉相承。“现在，各级法院都有公开平台，集中了庭审记录、裁判文书、执行信息等内容。而且很多法院开发了智能终端，只要一部手机就能上网查看各种诉讼信息。”郑鄂告诉记者，这叫“注重用户体验”。
首席的自责与反省
与这些外在形式相比，两高内部重置工作重点、重塑司法形象的尝试，更加值得关注。
3月12日，两高向人大汇报时，高法院长周强的“自责”、高检检察长曹建明的“反省”，成为绝对的头条。两位首席的诚恳与谦卑，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今年的高法报告，把“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单独列出进行汇报；两高也都以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举例，表达“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吸取沉痛教训，健全纠防冤假错案长效机制”的决心。同时，高检还列举了“徐辉强奸杀人案”“黄家光故意杀人案”等四起案件，在这些案件中，检察机关“认真复核证据，依法提出纠正意见，监督支持人民法院纠错”。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表示，过去，冤假错案的纠正总要依靠凶手落网、亡者归来，“但在这几起案件中，司法机关正在从被动纠错向主动纠错转变。”
此外，2014年，高检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17673件；对滥用强制措施、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等侦查活动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54949件/次；对不构成犯罪和证据不足的，决定不批捕116553人、不起诉23269人；高法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317件；对念斌等518名公诉被告、260名自诉被告宣告无罪。与此相对，2009年至2013年的高法工作报告中，未曾提及宣告无罪的被告人数量。陈卫东认为，这些数字全都指向一个目标：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防止冤假错案继续发生。
对此，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冤假错案给社会带来很大震动，也给司法机关投下阴影。“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对保证办案质量、排除非法证据等特别做出了规定。法院、检察院现在对冤假错案十分警觉，而纠正、防止冤假错案转而成为两高的一项业绩。”张建伟说，对于中国的司法，这是一大进步。
不过，谈到周强的“自责”，张建伟认为“没有必要”。因为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上下级法院之间是监督关系、而非领导关系，这与检察院系统存在重大差异。所以，曹建明为各级检察院的工作“反省”的确应该，“但最高法院是否要对全国的冤假错案‘自责’，是否要向人大汇报全国法院的工作情况，恐怕有待商榷。”张建伟说。
在两高报告的近200个数据中，呈下降趋势的唯有三处，其一是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879615人，同比下降0.02%”。张建伟认为，批捕数量下降，说明检察机关对此问题的认识有所调整，试图在批捕环节减少羁押率，“可捕、可不捕的，尽量采取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其他措施”。而这种调整，正与国际社会在法治文明、人权保障方面的原则统一适应。
多名受访学者表示，无论纠防冤假错案还是保障人权，都是司法回归本位、守住社会公平正义底线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司法机关要塑造出一个开明改革者的形象，衡量业绩的标准、向人大和公众展示业绩的方式，也会随之改变。”张建伟说。
大刀阔斧的司法改革
在司法改革方面，两高去年的工作可谓浓墨重彩，法院系统尤甚。北京、上海组建了跨行政区划法院，深圳、沈阳设立了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北京、上海、广州建立了知识产权法院。在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汤维建看来，前两项建制旨在祛除司法地方化，后者则要引领司法向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前进。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施芝鸿注意到，高法2015年的工作安排中，并未特别提到祛除司法行政化问题。但陈卫东认为，报告里尽管没写，但解决司法行政化依然会是今年的重点。
“祛除司法行政化，是要改变过去的司法权力运行模式，赋予承办案件的法官更大的自主权。”陈卫东分析称。去年，吉林、湖北、贵州、青海等七地进行了法院人财物省级统管、人员分类管理等改革，选取12个法院开展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并按新模式设立了深圳前海合作区法院、珠海横琴新区法院。这些试点实际都是为了祛除司法行政化，今年，改革还会更加深化。
与法院相比，检察院在改革方面亮点不多，这似乎也是高检报告不够抓人眼球的原因之一。张建伟认为，检察院改革之所以不像法院那样大刀阔斧，主要因为二者诉讼角色不同。
与法院相对超脱的裁判者身份不同，检察机关肩负着公诉和部分侦查职能，审前压力很大，还要承担败诉的风险，所以诉讼心理相对保守。所以检察院也在改革，而且具有与法院改革的同步性，但曝光率一直很低，得不到凸显。比如，2014年，北京、上海也相应设立了跨行政区划检察院，但舆论多认为这是为了与法院进行工作衔接，其革新性很快便被淹没。同时，检察院也在进行人员分类管理试点，与法院改革内容非常相近。
张建伟认为，在两高报告中，一些司法改革中暴露出的问题并未得以呈现。比如，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流动性不够，与常驻式的派出法庭没有本质区别；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难以在直辖市彰显作用，却偏偏被设在了京、沪两地，“这与普通的中级法院差别不大”。
此外，建立知识产权法院虽然有利于司法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但今后是不是只要案件多、社会关注度高、国际推动力大，就要设置一类专门法院？这会不会让中国的法院体系过于芜杂？”张建伟表示，这类新型法院建立之前，仍然缺乏丰富充分的论证。
“所以我们要检讨，这些改革的名义与实质是否相符，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些改革。”张建伟说。
反腐不搞“灯下黑”
本次报告中，还有另外几组数据值得关注：各级法院共立案查处各类违纪违法干警2108人，同比分别上升154.3%；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违纪违法干警863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38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81人，同比分别上升126.5%、36.6%和120.6%。检察院方面，立案查处违纪违法检察人员404人，同比上升86.2%。
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全国政协委员朱孝清分析，违法违纪数量的巨幅增加，并非源于司法人员顶风作案，而是因为查处力度明显加大。朱孝清透露，某中级法院因为花费2000多元公款宴请另一法院的考察团，就被通报批评。法院内部的查处力度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陈卫东也认为，很多违法违纪行为来自多年的积淀，“现在让这些问题浮出水面，至少不能说是两高工作的失败。”
3月15日上午，对两高报告票决10分钟后，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落下帷幕。这一次，冤案纠错、司法改革、反贪反腐犹如三面坚盾护送周强、曹建明顺利过关。当人们渐次步出会场时，两位首席依然等在主席台旁，与经过的领导握手并颔首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