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60多年前被认为是“中国八大手工业城市之一”
●“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工匠精神”———一个充满传统色彩的词汇，写入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引发广泛关注。
●60多年前的长沙，被认为是“中国八大手工业城市之一”，这座城市生产的纸伞、服装等历程，让今人称奇
文/任大猛 图/徐晖铭
长沙菲菲纸伞胜过杭州纸伞风靡四方，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质盾牌奖章
打量中国近代史，我们会惊奇发现，曾国藩、左宗棠等大批湖湘大佬，顺长江而下，进行东征，尤其衡阳彭玉麟等湘人一度掌控长江水运，其带来的结果，不但是镇压了太平天国，更让湖南生产的纸伞，在晚清时期，遍及大半个中国，且远销南洋。
到了上世纪20年代，有位叫刘凤隐的老先生在报刊上发文称：“考中国雨伞之出产地，半为湖南。试一游长江各地，自南京以上，凡所设之雨伞店，几无一非湘人之所经营。闻之伞业中人，在光绪末年，其由粤商运往南洋，及由湘商运往长江各埠者，年达百万顶之多”，这当然是好消息。
不过也有坏消息，即到了上世纪20年代，这种湖南产的雨伞“近以涂油不尽如法，致伞遭破裂而致耗其资本者既甚不少，又以航运为外人垄断，运费日增，由湘运沪，每百顶须水脚十元，成本增加，运者裹足，致销数日渐减少，远不如前，内港航行权之丧失，其影响乃至于此”。
更严重的情况还有，“我国雨伞，多销行南洋群岛。因南洋群岛各处，无论土人，还是白种人，均喜持一伞。从前其市场中之雨伞，皆产自我国。其后日人涎其利亦运销之，且日本人以能迎合当地人之心理，逐渐改善雨伞形式，而华产仍固步自封，不知改造，笨重粗劣，较日制已瞠乎其后。一则我国贩运者只图雨伞进价之廉，获利之厚，运出之者多非上等。甚有以涂油未妥、油纸紧缩，张之稍为过度，即至破裂者，故在南洋之雨伞销场，几尽为日人所夺。”
其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近代生活史上的雨伞，尤其是油纸伞生产的大本营——湖南省会长沙，有一批质量极其过硬的生产制造商，其中尤以老照壁陶恒茂伞铺最典型。陶恒茂伞铺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恪遵祖训，在布伞兴起的年代，仍以优质油纸伞为人惊叹，人们对其产品质量最大的赞誉是——在晚清没有拆除长沙城墙时，当夜晚城门关闭，长沙人要出城办急事，可手撑一把陶恒茂的纸伞，从城墙上跳下，安然落地。
不过，长沙纸伞要走出长沙，尤其要“出得湖”，抢占时尚的上海、南京等大都市，收复南洋市场，甚至野心更大一些，进入欧美市场走向世界，这种用红漆木蒂砣做伞顶的“红头和尚伞”，足够长沙“质”造，但它乡里乡气的粗笨，还需要进行改进。
这时长沙纸伞业，出现了一位洋名叫“潘彼得”的潘岱青先生。他的老弟在1923年从湘乡去美国留洋，带去长沙产纸伞一把，让美国人很觉新奇，其弟函告留在长沙的老兄潘岱青。潘岱青接获来信，略有启发，他认为，因地缘劣势，长沙做布伞、洋伞搞不赢外国人，甚至是下江人，但长沙纸伞，很有改良的必要，这位因病从清华大学退学的青年一再研究长沙纸伞弱点，一一罗列出来，力求从中改善。经一年多时间思考和走访，潘岱青认为长沙纸伞走时尚化路线，完全可挡住风雨，撑出一片晴空来，于是在长沙城内长治路设伞厂制造新型纸伞。
1924年起，潘岱青生产的纸伞时尚玲珑，精丽绝伦，并自命为菲菲伞。并就长治路及南阳街，各设发行所一处。湘中士女，喜其轻巧美丽，多乐用之，加之长治路、南阳街为长沙商业好码头，使菲菲伞在长沙异常畅销。1926年，潘岱青将祖遗田地逐渐卖出，获得银洋，以此做本，扩大生产，且精准定位菲菲伞就是一种女性时尚伞，在同乡画师王彪炳等人协助下，菲菲伞采用上等棉料纸精制，讲求质量耐用，提携轻便，同时伞面上更绘有山水花鸟文字，活泼新奇，雅俗共赏。当时报纸，盛赞菲菲伞，无论质量及花色，均已胜过杭州纸伞，成为中国顶级纸伞。因菲菲伞印有《潇湘八景》等花样，此伞竟成装饰和收藏品，上海等地常有女士为集起一套《潇湘八景》伞，而不断购入菲菲纸伞。
1936年长沙菲菲伞参加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得到金质盾牌奖章，该金质盾牌一度悬挂南阳街菲菲伞门市部。1937年，在广州、长沙、武汉、南昌举行的 “四省国货交流会”轰动全国。在首轮广州四省国货交流会上，就有一外国公主以80元银洋高价定制一把特制菲菲伞，要求伞顶镶金属，伞柄用黄杨木雕松鼠吃葡萄的空花形，伞面请名师绘百鸟朝凤精彩国画，顿为广州报纸刊载，轰动羊城。
正当菲菲制伞商社，想要更大程度占领全国市场，拟大步走向世界之时，抗日战争不幸爆发，打断了菲菲伞由“制造”到“质造”迈向“智造”从而创造辉煌的步伐。数十年过去，适值改革开放后，长沙地区工艺纸伞仍一度成为著名外销产品，菲菲纸伞的优良传统一直在长沙得到保存。
从上海“包袱老板”到宁乡老板，改革开放后“九龙”向海外批发真丝绸缎时装
1904年7月，迫于大势，长沙宣布主动开埠，外商像潮水一样涌入长沙。这些穿着西装的外国人在长沙人面前晃来晃去，昔日麋集今五一大道西轩辕殿的裁缝们，“慕而仿制”，但他们却不得制作要领，画虎类犬，所制西装并不能上市。1911年，湖南宣布独立，焦达峰、谭延闿穿的西装或是去武汉或是从上海等大城市买来或订做的。1913年10月，湖南都督汤芗铭为方便长沙城内洋人们制作服装，特别邀请上海同森西服店技师阿昌来到长沙，寓居老照壁，专为又一村督军衙门及湘江边海关、城南城北教堂，及西牌楼湘雅医院洋人及官僚制作西服。
这个专做西装的上海人阿昌一时之间成为长沙名人。他常夹包袱随带量身工具上门承揽业务，回家制作，长沙人戏称其为“包袱老板”。阿昌工价一直较高，积有资金后于1914年先在西长街，后迁文运街，正式在长沙开设第一家西服店，即同森祥西服店，店中并“备有名贵呢绒面料，供顾客选料订货，索价昂贵”。
因同森祥所制西装式样新颖，做工精良，长沙城内权贵富商皆慕名定制，该店常年雇工约10人，旺季30余人，待遇极其一般，但工人乐意前往帮工，因该店名声大，工人出店后即身价倍增。在服装同业中，这个上海老板阿昌开办的同森祥西服店有“染缸”之称。其时，长沙民谚除有“火宫殿,样样有,有饭有菜有甜酒。油炸豆腐喷喷香,还有白糖盐醋藕”的名谚外，还流传：“同森祥，老招牌，要做西服咯里来”。
自同森祥开办西服店后，长沙人有去江浙参师归来者，有在同森祥等西服店帮工学艺出来者，逐渐开始自立门户制作经营西服，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长沙城内具有规模的西服店有华义昌、徐鸿泰、德润身、益身华、楚楚、楚兴(以上抗战前开业)及华大同、丽都、怡和、公道、升昌等20余家，小型夫妻西服店更多，人称长沙帮。当年在八角亭、东长路、司门口一带为西服店集中之地。此时，出没长沙街头的人群，除传统的长袍短打之外，常见穿西装者坐着黄包车招摇过市。
服装业历来重视“质造”，一些长沙人穿上质量高档的西装后，还得去购买一件合适的高档衬衣。1946年，宁乡人黄仁衍夫妇从上海回到长沙。当年的黄仁衍看到经过抗战摧残的长沙城内竟无让长沙人合意的衬衫供应，便在白马巷创立自强内衣公司，雇工三人专业生产衬衫。
黄仁衍采用树脂胶浆布作衬，制成硬挺的竖领衬衫，成为湖南首屈一指，并能与西装配套的优质衬衫。除自销外，更交付长沙市内各大百货店批销，数年之间即获利颇丰。1949年，在八角亭租一大铺面营业，雇工达40余人，顿成长沙市服装业最大的工业户。
在宁乡黄仁衍“质造”衬衫风生水起之时，长沙城内另一家生意也不错、从上海来的西服店——“上海九龙时装商行”，此时看到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决定退出市场，在临到长沙和平解放前，九龙时装商行的老板李文等拆伙离开长沙，并将招牌转给厉海根。厉海根经营才一年，即在1950年将“九龙”关闭。1958 年，长沙市 新设立“九龙门市部”，并将之定为特级服装店，1978年11月正式定为九龙服装厂。这家服装厂集中了长沙服装业数十年来中、西服装业的技术高手，如范太运、陈运培、陈祥湖、李秉清、常孟先等。等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九龙服装厂内的服装技术高手如范太运等人迅速制作和创新了当时在全国都最显时尚的尼龙男女童太空服、中长夹克衫、粘合衬中档西服等品种，范太运和其他九龙高级技师，不但以此在全国、全省各类服装评选会上大获金奖，更重要的是九龙服装厂把长沙顶级服装名师“智造”的时尚服装潮流，批发到全中国。
更值得一提的是，其实早在1972年，九龙服装厂即向加拿大出口坚固呢男长裤，到1981年，长沙九龙服装厂成功地将长沙传统与时尚结合的服装名牌产品“九龙真丝绸缎时装”成功打入欧美服装市场，创造长沙服装从“质造”到“智造”的一个巅峰时段，长沙服装业的这段光荣史，至今已鲜为人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