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走马楼吴简：三国时期曾出现严重通货膨胀

　　 长沙走马楼吴简出土20周年

　　三国时期曾出现严重通货膨胀

　　孙权铸钱以一当千，7倍五铢钱重量当面值1000倍使用

　　三国时期，一度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嘉禾五年，孙权效法王莽的“大泉五十”铸造了“大泉五百”，与王莽“大泉五十’重量相等。到赤乌元年(公元238年)，又铸“大泉当千”。后来还有“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等。

　　“一”相当的面值越来越大，成为对百姓财富非常明显的掠夺。《晋书》记载，“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还有学者考证，“大泉当千”最重的版本，不过相当于五铢钱分量的7倍，却要当五铢钱面值的1000倍使用，可以想见当时“通货膨胀”水平。

　　提及三国，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青梅煮酒、三顾茅庐等故事，对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形却知之甚少。

　　公元229年，孙权正式称帝。三年后，他改年号为“嘉禾”。自孙权占有长沙到嘉禾年间，经历了十五六年。对长沙来说，这是汉末以来十分难得的相对安定时期。当时，社会经济、商业、市场、货币的情况如何？

　　近年来，原郑州大学历史系副主任高敏、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蒋福亚、日本学者柿沼阳平等专家学者，依据走马楼吴简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如何征税

　　兽皮作为“调”征收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史记》在描述西汉前期的江南曾这样记载，时至吴国孙权时期，长沙郡的情况有了哪些变化？

　　从土地开垦状况来看，长沙郡一带已拥有大量可耕地。高敏分析，吴简中记录了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租佃官府土地的事实，而且动辄达数十亩，多者达一顷以上。这些都说明，官府拥有的国有土地量多得惊人，表明这时的长沙郡已不是汉代时期的“地广人稀”的荒凉景象。

　　如何缴纳田租？专家考证，当时的田租由米、布、钱三者组成，是实物和货币结合以实物为主的定额租。日本学者关尾史郎还发现，在发生灾害时，官府还会将仓中谷物作为食粮贷与给吏民，接受贷与的吏民要在一年内将半倍利息一起返还。

　　遍地小鹿的日本奈良近来成为当红旅游目的地，而在吴简中发现的鹿皮征收记录，让专家们推断，当时临湘侯国一带遍布适于麂及鹿栖息的灌木地带及丘陵地带。

　　当时兽皮作为“调”被征收，代替布进行纳入。有一枚简记录，某个官库在8月1日到8月30日1个月的时间内就“入皮”185枚，其中59枚鹿皮，126枚麂皮。

　　“右新入柚租钱一万四千”，这枚竹简，记录了当时还征收“柚租钱”。专家推测，这是一种土特产税，说明当地土特产柚子之多。

　　 如何花钱

　　各种货币杂用争艳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商品货币经济衰退，自然经济统治地位增强，货币功能丧失，是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大特征。但随着吴简中大量关于货币的信息披露，专家学者们发现，即便在物物交换的岁月中，临湘的货币也没有绝迹，而且流通量还不小。

　　口钱、油租钱、皮贾钱、出行钱……吴简中涉及政府财务收支中钱的名称之多，让人眼花缭乱。在吴简中，有关“钱”的简牍数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万、百万，其中不乏记录数额巨大的。

　　从吴简记录的信息推断，曾有一位主库吏，在一天之内便“传送”“五千七百七十万”钱由县库至郡库。按当时官价，可购买三万六千余斛米，或一万八千匹布，显然是一个大数目。蒋福亚估计，长沙郡治临湘的货币流通量过亿甚至更多。

　　蒋福亚推测，在流通领域中，既有往日的货币，也有新铸的货币，还有外来的货币，呈现出各种货币杂用争艳的格局。《长沙走马楼二十二号井发掘报告》显示，出土遗物有189枚铜钱，大部分是“五铢钱”，其他则是“货泉”1枚，无字钱6枚，字迹不清的16枚。此外，在建筑废土堆中，又采集到铜钱29枚，其中21枚“五铢”、2枚“直百五铢”、3枚“太平百钱”、1枚“大泉五十”等。

　　结合史料可知，汉武帝时始铸五铢钱。而“直百五铢”是刘备攻入成都后铸造，“货泉”则是王莽所铸。王莽被称为中国历史上铸钱“第一狂人”。除了传统的方孔圆钱，还造了废止已久的刀币，甚至还有贝币、布币等等。虽然制作精美，但引发了经济的混乱，也加速了新朝的崩溃。

　　后来，孙权铸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泉”系列。说到孙权，在钱这件事上似乎一贯“大手笔”。如吕蒙夺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据《三国志》和《晋书》记载，孙权铸了“一当五百”和“当千”，分别叫做“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后来还有“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等。

　　专家推测，很可能是面值小的先出，面值大的后出。“一”相当的面值越来越大，要当千甚至五千来使用，已经是对百姓财富非常明显的掠夺。《晋书》记载，“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还有学者考证，“大泉当千”最重的版本，不过相当于五铢钱分量的7倍，却要当五铢钱面值的1000倍使用，可以想见当时“通货膨胀”水平。

　　 如何贸易

　　有些乡镇微露集市端倪

　　竹简记载，当时还征收“市租”。专家推测，孙权统治时期，长沙郡城或临湘侯国治所应有专门的市场设置。从竹简记录看，“市租”的征收量还不小，反映了当时商业贸易兴盛，商品经济发达。

　　通过一些简牍，蒋福亚分析，长沙郡治临湘城中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传统市场，其他乡镇中也有传统市场出现，有些乡镇已微露集市的端倪。

　　市场中有颇多的商家、小摊贩以及交易中介人——市侩。商品以竹木、盐、铁、水产、生产工具和土特产为主，粮食和麻布是其大宗。扬、荆、交、广四州及长沙四周地区的商品也可能流入临湘各地的传统市场。官府从社会市场购买物资也十分频繁。

　　吴简中还可见，孙吴有“市吏”、“市掾”、“市士”等，他们被认为是市场的管理者，参与市租的征收。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还关注了吴简中所记录的数量可观的“波”“枯兼”现象。他认为，“波”即陂(池塘)，“兼”可理解为“浅”。当时众多的池塘出现干涸的情况，应与气候的干旱与水资源状况的恶化有关，并已引起了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重视，要求列簿上报。(潇湘晨报记者 赵晶 实习生 杨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