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女童遭妈妈及其男友毒打 被反绑堵嘴抽打
11月13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小武的伤口至今还未痊愈。章 正/摄
在乡村诊所见到6岁的小武(化名)时，一眼就能看到她屁股上的伤口。11月的皖北小城，气温逼近零摄氏度。为了方便治疗，医生只好在她的睡裤上剪了一个大洞，把伤口露在外面。
“奶奶，抱抱!”小武见到给她治疗的村医孙素荣，利索地下床，头就钻进了奶奶的怀里。离开妈妈期间，她已经习惯向别人撒娇。她屁股上的伤口虽然没有完全愈合，但是她已经能下地与其他小朋友玩耍，手上的烫伤也已经痊愈。
在安徽省砀山县，女童遭受母亲以及与母亲同居男子虐待致伤一案，受到社会的关注。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该母亲与男子已经被砀山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依法批准逮捕。而孩子的父亲，则通过律师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孩子母亲的监护人资格。
老师意外发现女童被虐待
小武是砀山县旭日学校一年级的学生，也是学校中年纪最小的寄宿生，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认识她。位于皖苏鲁豫四省七县交界处的砀山，是国家级贫困县，该校是一所民办乡村学校，一个学期学生的学杂费980元，住宿费加伙食费只收800元，孩子的三顿饭都包含在内，附近不少留守儿童在这里上学。
十一’放假后，小武一直没有上学。”小武的班主任陈杨对记者说。10月8日，她给小武的母亲刘瑶(化名)打电话，刘瑶说小武感冒了不能来上学。
过了三四天之后，陈杨又给刘瑶打电话。这次刘瑶说孩子屁股上长疮，不能来上课。小武已经好几天没来学校了，按照学校规定，陈杨向校长报告小武的情况。
班主任陈杨之所以这么敏感，是因为小武以前从家返校时，腿部和腰部经常青一块紫一块，孩子说是妈妈打的。“我们也觉得有些蹊跷，就给刘瑶打电话说既然孩子生病了，老师们准备去她家里看一看孩子。”陈杨回忆当时的场景。
在这期间，班主任给小武的母亲已打了好几次电话了，催促其赶紧把孩子送到学校。
学校是两周放4天假，10月23日，这一天是周五但不放假。在老师的催促下，本应该寄宿学校的小武终于被母亲送到了学校。陈杨看见小武有些异样，右手始终是举着不能放下，就像拿了一个杯子一样。陈杨看到她手上有伤，就把她叫到办公室问话。
“我让她坐下，孩子说没办法坐下，屁股上长疮了。”脱下孩子的裤子，陈杨吓了一跳，她发现孩子屁股上血肉模糊。
在老师的询问下，小武并没有立即坦白，屁股上的伤是从哪里来的。她只说手上的伤是叔叔汪某烫伤的。他把小武的手放在烧开的茶壶上，一直问她烫不烫，直到她说不烫，才把她的手拿开。手烫伤之后，她还按照大人的要求，洗了自己的小毛巾。
让陈杨觉得震惊的是，小武身上除了两处大面积的伤口，身上还有数不清纵横交错的红道道，都是被打所致。双腿也是浮肿的，身体前后还有好几处烟头烫伤的疤痕。
陈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向学校报告孩子的情况。
母亲当天就被警方控制
早上8点多，该校董事长陈学民得知情况后，马上给关帝庙镇副镇长赵佳伟打电话，报告小武伤情。镇政府离学校有3公里左右，刚上班的赵佳伟立即带着镇妇联的工作人员赶到了学校。
“当时有不少家长和学生都在围观，还有人在拍照，我看了孩子伤情很严重，马上决定以镇妇联的名义报警。”作为1982年出生的副镇长，他马上意识到这个事情非同一般。
为了防止小武的母亲逃跑，学校老师找借口把刘瑶叫回学校。当时，刘瑶穿着睡衣，戴着口罩，也没有多说，从县城回到学校。
“摘下口罩，她的脸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陈杨说，听刘瑶说这是同居男友汪某所打。
上午9时许，小武被老师和镇政府工作人员带到派出所报案。让陪同的老师没想到的是，这个过程中小武并没有哭闹，面对派出所民警询问，小武一五一十地说出自己被打的事实。她还对警察说，自己屁股后面的伤不是长的疮，而是被叔叔打的。
班主任陈杨觉得非常奇怪问小武，为什么在学校要说自己屁股上长疮，到派出所之后却改口了。她告诉老师：“在警察叔叔面前，要说实话。”
她告诉记者，每次回家后，妈妈都会打她，打的位置是屁股。这次屁股上的伤，是叔叔汪某让她趴在床边，扒下裤子，反绑其双手，用毛巾堵上嘴，用皮带一直抽打她。
小武还说：“我写作业困了，叔叔就打。”她告诉叔叔作业写完了，但是汪某发现她最后一页作业没有写完就打她。当时，她母亲并不在家。记者问她有没有想过告诉妈妈，小武说没想过，妈妈从来没有问过她，妈妈也会打。她到学校后，小武也不敢把被打的事情告诉老师，有老师问起她脸上的疤，她就说是磕的，这些都是大人教的。
报案之后，关帝庙派出所当天就对母亲刘瑶进行问话，但办案的民警并没有发现刘瑶存在精神上的异常。
关帝庙派出所所长周强说：“母亲打孩子的理由是孩子不好好学习，但是没有想到打得这么重。”对于从警多年的他，也是第一次遇到孩子被家长打得这么严重，他也对小武的遭遇非常同情。
当天下午，当地的公安机关对小武进行法医鉴定。第二天，鉴定结果显示小武伤情为轻伤一级。砀山县公安局于第二天就对刘瑶采取了强制措施。
周强告诉记者，汪某听到风声就躲起来了，公安机关对他进行上网追逃。最后他迫于压力，在家人的陪同下到县公安局进行投案自首。
据见过汪某的人表示，汪某因为打孩子的事情闹得这么大，而觉得没法见人。
镇政府第一时间揽下救治孩子的责任
关帝庙镇镇政府没有气派的大门，记者经过多次打听才找到镇政府，在一座破败的三层小楼上办公。在二层楼一个狭小而又凌乱的会议室里，记者见到了该镇的党委书记朱邵峰。
10月23日上午9点，他在县里开会，副镇长赵佳伟通过微信，把孩子的图片发给了朱邵峰。记者查看微信，朱邵峰连续回复了3段话“图片收到”“小孩家里是哪个村的”“先安排到医院治疗一下小孩身上的伤”。
他们了解得知，小武并不是本镇人也不是砀山县人，户口所在地是在宿州市埇桥区，但是这个事发生在关帝庙镇辖区内的学校。
“这个孩子落难到乡镇上，这是天意!”今年40多岁的朱邵峰说。
当天上午，孩子就被送到该镇治疗烫伤的卫生室，对孩子进行先期治疗。紧接着，朱邵峰就召开了一次镇党委会，决定镇里拿出钱先救治孩子。同时，让副镇长赵佳伟组建一个由乡政府工作人员和大学生村官组成的陪护小组，保证治疗期间有3个人对孩子进行看护。
当时，镇里有人担心镇里揽下了孩子救治的责任，孩子治不好怎么办?朱邵峰拍板决定，出了事情他来负责任。10月25日上午，孩子被送到当地医疗条件最好的县医院。
“孩子刚来的时候，屁股上的伤非常严重，手上的伤属于浅二度烫伤，屁股需要植皮。”县医院普外科卢医生告诉记者，他认为如果屁股上不植皮，恢复时间大概在3个月左右，时间比较长。另一位何姓护士表示，孩子屁股上的伤是被打所致，相当于深二度的烫伤。记者又采访参与治疗的张医生，但他以无可奉告为由，拒绝了采访请求。
赵佳伟表示，在县医院住院期间，不断有媒体前来采访小武，加上县医院提出要植皮，担心给孩子身体和心理上带来更多的痛苦，他给乡镇建议带回到之前的卫生室治疗。
“我腿上的烫伤就是在这里治好的。”赵佳伟对这家村诊所非常了解，村诊所的孙素荣也一再给他打电话，向他一再保证能治好孩子。
“植皮的效果未必就好，我们也担心给孩子带来二次伤害。”镇委书记朱邵峰说，“如果孩子在大医院治疗，即使效果不好，我们没有责任。但是转到村卫生所，如果治疗不好的话，我们是要承担责任的。”
镇政府与县妇联商量，决定把孩子转到这个村诊所进行“秘密”治疗，谢绝一切媒体的采访要求。
“我是一个赤脚医生，我也是鼓起勇气揽下这事，当时压力非常大。”孙素荣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每隔两个小时她就给孩子手上和屁股上换药，晚上也是如此。60岁的孙素荣干脆陪孩子睡觉，除了方便换药，她还要看着孩子，不让孩子的手碰到伤口。
从10月27日开始，整整8天时间，孩子手上的伤口逐渐愈合、结痂和掉痂，除了有些红，基本上恢复了，屁股上的伤也有明显的好转。
朱邵峰和赵佳伟每天都来医务室看小武。在这个过程中，关帝庙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捐了7000多元，县妇联募捐了5000多元。县民政局局长周素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该局拨了一笔两万元的资金，专门用于孩子的救治。
在治疗期间，小武长胖了，她最爱吃的就是孙素荣儿媳妇做的蛋炒饭，一次就能吃一大碗，并不比成年人饭量小。
这几天，她一直在追问孙素荣：“奶奶，和你商量一个事，我治好了之后，跟你家多住几天。”
“要看你听不听话，你这个疯丫头。”孙素荣回答。
“管!”(是“行”的意思，砀山本地话)说完她咯咯笑了。
知情者告诉记者，在治疗期间，她很少向大人提起她母亲。( 章正)
孩子及单身母亲的现实生活
小武的母亲刘瑶(化名)今年29岁，她并不是砀山本地人，老家在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两地距离100多公里。
她在砀山本地一家KTV以陪唱为业，这里一个小时陪唱收费是100元，她能拿到85元。除了陪唱，她还要陪客人喝酒。一般晚上七八点钟上班，凌晨下班。
刘瑶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算是工作时间比较长的。其他的陪唱女孩，有的工作几个月就会换一个地方。
2008年，在KTV工作的刘瑶认识了武浩(化名)。一年之后，刘瑶在徐州为武浩生下了小武。可是，小武的出生更像是一场人生的意外，因为父亲武浩之前就有家室，一出生小武就被打上了私生女的标签。
据知情人透露，刘瑶从小家庭条件并不好，在农村长大。不过，武浩曾经抱怨，刘瑶在花钱上太大手大脚了，根本不像一个过日子的女人。虽然刘瑶几次要求武浩离婚与她结婚，但是武浩一直没有同意。这段婚外情，让武浩的家庭也经历了短暂的动荡。
之后，刘瑶带着孩子离开了武浩。刘瑶又认识了一个山东的男人，并且为这个男人又生下一个女儿。在小武的印象中，她一直称呼这个男人为爸爸。但是她也模糊地知道，徐州也有一个爸爸。
可是，好景不长，刘瑶与这个男人还是分手了。她的小女儿跟着父亲一起生活，而她独自带着孩子生活。
这段时间，刘瑶带着小武与武浩见过一次面。小武说，这一次徐州的爸爸带着她去肯德基吃过汉堡，这让她对汉堡的味道印象很深。吃完之后，她爸爸带着妈妈、舅舅还有干妈，去KTV唱过一次歌。但是，干妈是谁，小武也描述不清楚。
2014年，小武随着母亲刘瑶来到砀山生活。今年3月，刘瑶认识砀山人汪某，两人一直租房同居。可是，汪某并没有固定职业。
砀山县政府对该案的通报称：“9月份以来，刘瑶和汪某以小武不好好上学为由，对其多次殴打，致其后背、臀部及手部多处受伤，经法医鉴定，女童小武伤情为轻伤一级。”
在班主任陈杨眼里，刘瑶教育孩子的方式比较暴躁。有一次，她听到一位老师说小武上课不专心。在学校里，刘瑶抄起扫把，在操场上就打孩子，动静非常大。
“我们拦也拦不住，太残忍了!”班主任陈杨叹了一口气说。周围的老师试图去阻止她打孩子，但发现根本不行。孩子被打了两三分钟之后，老师只好把孩子拉到教室。
小武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只要她在家写作业，不会写一个字或者拼音拼写错，她母亲就会打她，一般是打屁股。由于小武是寄宿学生，每次回家之后，班主任老师都会发现小武腿上多了一些伤痕。
可是，在老师们眼里，小武一直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平时她并不调皮，寄宿在学校的时候还会自己洗衣服。她的成绩也不错，第一次月考就得了双百，在一年级四个班中，能算是前十名。
妈妈上班之后，她还要面对来自叔叔的暴力威胁。
她说：“叔叔还拿老鳖(意思是乌龟，砀山话)咬我嘴。”她比划了一下乌龟有多大，她说乌龟咬她感觉非常疼。医生孙素荣回忆，小武见到她家后院也养的一只乌龟，孩子就说会咬人，但是谁也没有在意。小武把叔叔打她的原因，总是归结于自己学习不认真。
小武说，她从来没想过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妈妈。因为妈妈也打她，妈妈也不关心叔叔是否打她。
其他KTV陪唱者表示，刘瑶的性格大大咧咧，性格有些毛躁，有的时候比较容易被激怒，喜欢发火。但是，她与其他同事之间的关系还算不错。在同事眼里，她比较疼爱自己的女儿，周末的时候还会把孩子带到店里，给孩子买一些吃的。孩子调皮的时候，也会吓唬两句。
在孩子治疗期间，当地的公安局联系上她的生父武浩。小武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她不喜欢她妈妈和叔叔，喜欢和爸爸在一起，以后想跟着爸爸生活。
“我要什么爸爸都会给，爸爸不凶，妈妈和叔叔都很凶，我很喜欢爸爸带给我吃的糖醋排骨。”她一边玩一边笑着说，脸上有些羞涩。
与记者交谈期间，她看到窗外一辆车经过，她大喊一声：“爸爸的车，爸爸来了!”说着，她跑到屋外去了。
记者见到武浩，想就孩子未来的监护权向他了解情况。他假装不认识小武，不愿意面对媒体。之后，他通过别人表示拒绝接受采访。当地村民告诉记者，这段时间武浩天天来乡村诊所陪小武。虽然他会与村民攀谈，但是很少透露自己的个人情况。
武浩对乡镇工作人员多次表示，今后愿意抚养孩子。有知情人告诉记者，武浩也有难处，毕竟他现在有自己的家庭。
截至记者发稿前，当地媒体报道，武浩已经做通了妻子和家人的思想工作，他们愿意接纳小武。
剥夺父母监护权后，民政托底非最佳选择
经过法医鉴定，6岁女童小武的伤情为轻伤一级。
“从母亲的行为来看，可以考虑监护权的转移问题了。”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上海市未成年人司法研究会会长姚建龙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2014年12月18日两高、两部颁布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了6种可以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具体标准。在本案中，母亲的行为符合“暴力伤害未成年人，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这一撤销监护权的法定情形。
“轻伤可以构成故意伤害罪，也可以刑事和解。”作为儿童保护法律专家，姚建龙坚持认为，“转移监护资格不如修复监护关系。”
但是，他认为修复监护关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要有修复可能性同时必须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正因如此，需要有专业和中立的第三方进行专门的监护评估。这是一个不能马虎的环节，如果评估下来，孩子与母亲在一起并不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则应当坚决剥夺母亲监护权，另行指定监护人，同时原监护人仍应当继续负担抚养费用和因监护侵害行为产生的各项费用。
与心理专家的观点一致，姚建龙还坚持认为，即便剥夺了母亲的监护权，仍应当尽快让孩子进入家庭环境中照料和生活。
“儿童不宜通过机构抚养，这对于孩子的成长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姚建龙强调。
就本案来看，如果法院认定应当剥夺母亲监护权，他更加倾向让孩子回归到生父的家庭中。尽管媒体披露生父已经组成了新的家庭，但毕竟血缘背后是割舍不断的亲情，更有利于孩子的融入和新生，况且父亲有监护意愿。监护人的工作与家庭经济状况等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根据媒体披露，小武的父亲已授权律师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女童母亲监护人资格。
法律规定了监护人的序位，判决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应当依照序位选择合适的新的监护人，未成年人有其他监护人的，应当由其他监护人承担监护职责。据此姚建龙认为，在本案中即便小武是她父亲的非婚生的女儿，从监护人的序位来看，他也是指定监护人的优先人选。
“国外的思路也是这样的，虽然有儿童福利体系来托底，但并不认为这是最佳选择。我一直强调家庭的环境才有利于孩子成长，这是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要求。”姚建龙一针见血地指出。
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发现，在该案中，地方民政部门介入的过程中仍然显得有些生疏。
姚建龙认为：“尽管民政部门的托底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并不意味着民政部门可以消极作为。我国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将困境儿童救助与保护的职责赋予了民政部门。根据国家亲权原则，国家机关未成年人保护职责的行使应当积极、主动。如果没有积极、主动和跨前一步的思维，而只是消极托底，必然是既托不住也托不好。”
姚建龙还特别强调：“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与配合。如何让负有未成年人保护职责的部门都能够积极履职，仍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社会底层青年的困窘需要更多关注和破解
很多人看到小武被虐待的新闻，都会觉得非常气愤，其母亲刘瑶竟然成为虐待孩子的帮凶。可是，很少有媒体关注，刘瑶也常常受到男朋友的暴力。23岁的时候，她生下小武时，已经注定成为一个单身母亲。她的家境不好，在KTV靠陪唱来糊口。印证一句俗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可是骂归骂，不能否认的是，这位单身妈妈已经沦为社会的边缘人。从目前的境遇来看，刘瑶也是一位受害者，社会应该给予其改过的机会。作为一个局外人，我们或许无法想象，生活在一个县城的年轻单身母亲，出生在农村，家里条件并不好，自己也没有文化和技能，感情并不顺利。为了更好的生活，只能去他乡的KTV陪唱、陪酒，看似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实际上却拿着尊严来换钱，背后存在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
现实的生活或许已经让刘瑶麻木。在基层，有一批年轻人与她境遇类似，长期生活在底层，社会难以想象这些群体的生活压力。一方面社会对于他们冷嘲热讽，充满着歧视的眼光。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为生存和教育下一代而努力。这些人有多大的社会压力，谁也说不清楚。有人说，往往是陪唱的人，半夜下班后，对出租车司机是最大方的，给钱后常常不找零钱。细想一下，她们无非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社会的尊重。
实际上，媒体在关注在观察底层群体的生活，视角受到很大的局限。大多数媒体人都是“好孩子”，他们从小学习不错，通常是大学毕业，成长道路相对顺畅，充满正能量，往往很难体会到生活在底层边缘人的困窘和具体的悲伤，更奢谈为他们代言。
事实上，在大城市生活久了，不少人看待问题总是带着“办公室思维”。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一味地鼓励青年创业，但是忽略了还有很多技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更需要就业。还有一些地方，在国家放开二孩政策时考虑如何服务，却忽略了我国平均每天就有5000个家庭离婚，很多单身母亲一个人艰难地带孩子。很多人热衷于分析国际经济形势，但却想不到，为了一年两三千元的低保补助，低保户们会想尽办法与核查的乡镇干部套近乎。
生活在大城市久了，会有一种错觉，中国的发达程度并不比发达国家差。于是，只要有外媒报道中国的落后，就会有网民不依不饶地反击。可是，对基层的情况，大城市的人却并不敏感。我们看到身边的A面，远离我们的B面就成为盲区。从6岁幼童的遭遇及其母亲现实的生活状况中，我们应反思对底层的悲伤和困窘，还是要多一些关注，多一些解决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