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莆田商帮：垄断多个行业 医疗系仅是一个分支
5月10日，忠门镇豪宅林立，不少人在豪宅一层租下门脸房，经营家具建材。新京报记者 朱自洁 摄
5月10日，在莆田市北高镇埕头村，正在建设的莆田国际珠宝产业园。 新京报记者 朱星 摄
5月11日，闽龙陶瓷总部基地，里面有大量莆田人从事经营活动。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魏则西事件”将莆田系推到了舆论的风口。而掌握着全国80%民营医疗市场的莆田医疗系，仅仅是莆田商帮中的一个分支。
记者在福建莆田实地走访发现，除了民营医疗，莆田商帮还垄断着其他多个行业的市场份额。比如，以忠门镇为主的建材系，以北高镇为主的黄金珠宝系，以常太镇为主的重庆鸡公煲系，等等。
通过地域和血缘构成的宗族文化，莆田商人大都以家族为单位，一旦发现商机就会以“传帮带”的形式带动周围的亲人朋友一起做，并慢慢打通所在行业产业链上下游。逐渐形成了“一镇一产业”的抱团经商模式，活跃在全国各地。
经商，是莆田人的传统，在当地有句老话，“无莆不成市”。
记者以莆田系忠门镇的建材帮为采访样本，试图还原莆田商帮从外出求生到发家致富的路径。
忠门人是莆田最早走出家门的商人群体，据统计，莆田人大约占据了全国70%的木材市场。
为了生计外出
建材帮的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莆田忠门乡下的蒸笼生意。
家住福建莆田东埔的李国宝，被孙辈们称为忠门人走出家乡闯码头的“活化石”。
“我1972年就开始走出家门，当时才20岁出头。”5月10日晚间，67岁的李国宝在其家中对新京报记者讲述了他的发家史，“当时家里吃不饱，为了不挨饿，只能跑出去。”
东埔镇原属于莆田市忠门镇，1997年，忠门镇一分为四，除了保留原来的忠门镇外，增设山亭、东埔、月塘3个乡，2000年，东埔撤乡设镇。
虽然在行政划分上东埔已经不属于忠门镇，但李国宝一直还是以忠门人自居，其个头不高，戴着眼镜，皮肤黝黑，宽阔的肩膀微微前倾。
“当时出去就是做蒸笼，挑着工具担。”李国宝称：“这是我家祖传的手艺，我爷爷是做蒸笼的。”
据《莆田县志》推算，忠门镇的蒸笼工艺始于明代中叶。虽然有祖传的手艺，但走出去最初的原因，多位商人都称，是为了生存，没得选择。在莆田，像这样依靠着一门手艺出门闯的，除了忠门镇，还有做珠宝黄金首饰的莆田北高镇，该镇被称为“中国珠宝黄金之乡”；东庄镇也是依靠陈德良发现的一个治疗痔疮的偏方开始走街串巷，最终衍生出了今天庞大的民营医疗体系。
据李国宝称，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对人口迁移管理得很严格。一旦在外地被发现外乡人身份，就会被“遣返”。
那个时候出门之前，要先去大队开一个证明，上面写着“某某出去做蒸笼”之类的，就算是一个通行证明。
“先去的江西南昌、九江，再到武汉、北京。全中国我都跑遍了。”李国宝笑着说，为了防止暴露外地人身份，自己和同伴走在同一条路上时，都会一个走在路东，一个走路西，防止一说话，用了乡音，被当地人发现。
李国宝介绍，当时，全国别的地方的蒸笼是柳木的，他们做的是福建这边特有的杉木，蒸出来的馒头更香。“挨家挨户推销，按他们的要求的大小做，像那种蒸小笼包的，一个三四块钱，大的可能一两百。”李国宝说着张开双臂比画着。
对于收入，李国宝称，当时一年能赚到1800块就很好了。
李国宝称，那时候，想的就是怎么吃饱饭，从来没有想过商业两个字。更没有想过，自己的后辈们，如今会在全国的木材、瓷砖、卫浴、不锈钢等建材行业占据重要的市场份额。
至于彼此间的竞争，李国宝不愿意多聊，其称，建材市场规模很大，而且都会和厂家约定好，像一个小一点的城市，一个品牌只有一家代理商。“大家都很重义气，都是一个地方的人，有什么问题一起沟通”。
一位忠门商人称，出现竞争矛盾了，都有几个行业的老师傅出面，他们不一定最有钱，但有声望，一般情况下会居中调停。莆田人讲的是能者生存，做不起来还可以退下来到老乡那里一起干，这样的人才很受信任和欢迎。
靠木材生意起家
“改革开放”之后，商业政策逐步放开，忠门镇的人离开家门的越来越多。
李国宝称，1979年，他带着隔壁家的一个年轻人一起来到北京做蒸笼。晚上住在郊区，白天坐车到城里。3年之后，李国宝陆续把自己的儿子和侄子带出来做生意。开始做木材生意。
“当时，我主要在湖南、福建等地找原材料，发货到北京，孩子们在北京负责加工销售。”李国宝称。
李国宝介绍，忠门人做一个行业，是会打通整个产业链，有的寻找原材料，有的进行运送，有的做加工，有的销售。整个产业链上都是我们的人。
忠门人带着木材进京，还被当时的媒体报道记录了下来。据《法制日报》1994年的特刊曾发表的《“游击队”与“正规军”的较量——记莆田农民跻身全国木材市场的历程》中报道，1982年春，莆田人从江西、湖南、广西等地大批运松木到北京。
当时的北京正在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木材的需求量不断加大。
1985年，国家开放了南方集体林区木材市场，允许林农和集体的木材自由上市，实行议价议销。
《法制日报》的前述文章称，1986年春，1000多名忠门人就到云南思茅、大理等地，分割包围各地主要产材县和部分国有林业局的经销部门，通过“拉关系”、“走后门”，包销了当地的大部分木材。1986年3至10月，忠门人平均每天发运一百个车皮木材，为北京亚运场馆建设输送了大量木材。
不过，在当时，木材还属于国家重要生产资料，并不允许个人或未取得许可的单位经营、倒卖。
带着木材进京的忠门人遭遇了政策难题。
《法制日报》的文章中，记录了忠门人的解决方法：1985年底，忠门商人带着从莆田开具的外出许可证和当地工商部门核发的“经销竹木制品及半成品或南方木材”的营业执照，和曾有过业务往来的中国农建公司北京分公司达成“挂靠”协议：由莆田人组织木材资源，寻找经营场地，自行销售，每户每月缴纳1200元管理费和百分之三的营业税。农建公司北京分公司则为莆田人经营代签合同，盖租地章，提供银行账号和发票。
除了从南方运木材外，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莆田人涌向大兴安岭，把过火的木材全都买下来、运出来，从中赚了大钱。
李国宝称，莆田人中从事木材行业的，又大部分是忠门人。时任福建省省长苏树林曾在2013年称，据统计，莆田人大约占据了全国木材市场70%的份额。
“传帮带”下遍地开花
莆商闯市场往往是“一个人带一家人、一家人带一族人、一族人带一村人，”2013年，苏树林在莆商回乡创业大会上讲话时总结道，于是便有了忠门人制蒸笼、东庄人办医院、榜头人雕红木、北高人打金、江口人做电子表，形成了亲友相帮、协作互补。
李国宝称，最初大家都是和熟人一起出去，也更放心。挣了钱都是平分。
一位不愿具名的忠门商人表示，由于独特的村文化衍生出最开始的传帮带文化。
莆田当地一位官员也告诉记者，当地宗族观念比较强，所以出去做生意，一般都是带着亲戚或者要好的朋友一起，而结婚嫁娶，早前一般都在一个村子或镇子内。
苏树林曾总结莆田人过年回家必须做的几件事中，其中一件就是回家娶妻。“莆田人讲，出去钱挣得再多、官当得再大，也要回莆田娶妻。”
“独特的姻亲关系导致了一个镇一产业的现象出现。”郑国贤对新京报记者表示。郑国贤是莆田当地人，当忠门镇还是忠门乡时，其就做过该乡的副乡长，之后也曾在北高镇任职。郑国贤目前是莆田市委宣传部调研员、福建省作协主席团成员。1997年，郑国贤完成长篇报告文学《漂迫的家园》，该书描述了莆田忠门人走出家门创业的历程。
1991年李国宝和子侄们，从木材行业转向瓷砖批发。
“当时是四川那边的瓷砖生产厂家，愿意给我们垫资开店，卖他们的瓷砖，从那时候起，全家人就都转型做瓷砖生意，一直做到现在。”李国宝称。
目前，仅在北京，就有许多忠门商从事建材贸易，他们主要集中在东三环外的十里河闽龙，以及昌平地区的回龙观建材城。
在十里河地区的“闽龙陶瓷总部基地”，是北京最大的陶瓷专业市场，市场商户百分之八十来自福建，其中大部分来自莆田市。
来自莆田忠门镇的陶瓷经销商户张林(化名)大部分同乡从事陶瓷卫浴、不锈钢、瓷砖等建材等行业。“莆田人在外做生意多‘传帮带’，使得莆田的产业分布呈片状，”张林的老家村子里大部分人从事陶瓷行业方面的生意。
张林和很多老乡一样，在“传帮带”的商业模式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当初张林由同村人带着入行，自己生意做大后，再带亲戚朋友入行。如今，在张林的带领下，张林的大部分亲戚都在从事陶瓷生意。
张林最初跟着父亲做建筑材料生意，2001年左右，陶瓷生意火爆，张林决定跟随同村人做陶瓷生意。
“佛山人做瓷砖，我们莆田人卖瓷砖，”张林介绍，其老家所在的忠门镇的同乡多从事建材、陶瓷、木材、铝合金等建材行业。“都是一带三，三带五，金字塔一样慢慢发展壮大。”
“关键是看一个地方的氛围，你周围的人做什么，你可能就会做什么生意，”张林说。
“从无到有”的莆田商人
李国宝的转型做建材只是忠门镇商人的一个缩影。一位忠门商人表示，开始做木材生意时，国家正致力于推动城市基础建设，是个很好的时机。
对于莆田人为什么可以在一个行业中占据领先地位，李国宝分析称，主要是走出家门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开始全国跑，积累了经验，大家抱团发展，上下游都有我们的人，发展的快；还有就是能吃苦，敢干。
对于现状，该商人称，现在市场整体规模在缩小，意味着进入全面转型时代，金融业、IT业等都是选择的方向，“大家开始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人脉、资金储备等因素而做不同选择。”
同为忠门人的北京通厦投资开发集团董事长陈春玖，早先在京、津、冀从事木材经营，1996年也向建材业转变，在北京建设了建材城、综合市场、家居与花卉市场等。
北京京奥港集团董事长王子华，同样来自于莆田忠门，其于上世纪80年代初到北京，从木材生意起家，1996年成立京奥港集团，业务向钢材产业转型。2000年涉足金融领域，投资了北京银行、北京农商行、首汽集团。2014年，京奥港集团旗下的北京京奥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进军能源行业。此外，王子华还涉足了融资租赁和基金行业。
1983年开始创业的忠门人郭加迪，成为了忠门人中的一个“另类”，其1989年前往匈牙利，从事国际贸易，并于1994年进入鞋业。1999年，郭加迪又进入房地产业。
苏树林曾称，莆田人“精”在无中生有。莆商善于无中生有、化腐朽为神奇，在一穷二白的地方，创造了“无医生医、无木生材、无金生金、无钢生钢”的商业奇迹，涌现出一批“医药大王”、“木材大王”、“珠宝大王”、“钢铁大王”。
67岁的李国宝已不再担心操心这些：“现在都是孩子们做主，我主要在家养老。”2006年，李国宝也在家乡建了一栋大房子，有一个简单的庭院，一楼墙边还有一个小假山。
这也符合莆田人另外一个特点：回家建大房子，光宗耀祖。这一点，从东庄镇、忠门镇和北高镇的房屋中都能看到，一栋栋4层甚至更高的别墅密密麻麻矗立在各个镇上。
■ 对话
就莆田系和莆商在当下遇到的问题，新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民良。他表示，莆商和莆田系是社会商业资本发展的产物，但莆田系医院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在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莆田系需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新京报：莆田商人多是家族式、抱团地发展模式，你如何看待这种商业关系模式？
周民良：利用当地资源，亲朋好友结伙做生意，在我们国家很普遍。因为本地资源有限，把本地的亲情、关系等资源与资本结合起来，开拓不同的市场，这种抱团的发展呈现出集群式、专业化的商业模式，是利用市场机制。
就莆商的发展来看，有其成功的地方。但是这种模式中存在非规范的地方，政府应该加强管理，给资本套上专业化、规范化的龙头。
新京报：“魏则西事件”发生后，有网友质疑放开医疗等领域的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式，对此你怎么看？
周民良：不光是网友有这样的看法，也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质疑。现在的一些经济领域，任何民营经济都可以参与。资本本身追求盈利和回报，但如果为了一味地追求利益而逾越法制的红线，如果不监管的话，就会出现鱼龙混杂的局面，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不管是民营资本还是国有资本，关键在于能够提供好的服务。政府在其中应该制定透明的机制和规则。
新京报：对于这次事件中莆田系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你怎么看？
周民良：莆田系是商业和资本的产物，对整个国家的某类医院都有着很大的影响。莆田系发展利用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至少医疗领域如此。有些问题莆田系医院本身需要反思一下，但是政府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角色。
过去很多年，很多问题的出现多是政府监管不到位，政府管理上存在很大漏洞。市场化本身有一定的规律性，但是医疗、教育等领域与民生息息相关，政府的监管更为重要。为公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这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基本的服务，这些服务在任何国家都有严格的规范，我们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
目前除了政府要加强监管，为了适应未来，莆田系需要听取公众的批评，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具体来说，莆田系需要提高自己的服务能力、服务质量、专业化水平等。
【记者手记】
沉默的莆田商帮
在外界眼中，莆田系成为了莆田市秀屿区东庄镇从事医疗行业的莆田人的代名词。但从事医疗行业的，只是莆商中的一部分人。
2015年12月落马的福建省前省长苏树林，在2013年“欢迎莆商回乡创业大会”上称莆商是闽商的精英，并历数莆商从事的行业，从北高镇珠宝、东庄镇的医疗到忠门镇木材。
不过，相较于莆商走出家园之早和取得的成绩，莆商一直躲在舆论关注的背后，除了莆田医疗系，其他行业的商人鲜被外界关注。
在魏则西事件中，莆商也是一如既往的沉默。不仅仅是风口浪尖地医疗系，其他从事木材建材、珠宝黄金行业的商人，面对记者的采访也都讳莫如深，还未等发问就直接挂掉电话。
一位商人称，最近气氛比较紧张，整个莆田系都受到舆论的关注，大家都不愿意出来说话，怕成为众矢之的。
还有一个原因是，害怕得罪莆田医疗系的人。或许还因为，热点总会被新的热点取代。
相较于外界舆论的关注，以及来东庄镇探访的一波又一波媒体，莆田显得很安静。
从某种意义而言，莆田也算是一个外出打工人口居多的城市，只是，很多打工者成为了老板。虽然豪宅林立，但像东庄镇、忠门镇、东埔镇，家中都是留守老人居多。
当地出租车司机表示，莆田平时不堵车，一到过年或者清明，外地的莆田人都开车回乡后，城市就开始拥挤。
在莆田开出租车的，大部分都是外地人。短短几天，记者就遇到3个来自江西宜春的出租车师傅。其中一位司机表示，开出租车现在赚不了钱，他打算也开个网店，从安福点商城拿货卖鞋子，“一双有100块的利润”。
经商的风气也致使莆田民营经济发达，2015年1-10月，非公经济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90.6%，是莆田工业的主要支柱。一位政府官员表示，莆田这边是民间比政府有钱。
2013年，莆田市政府召开莆商回乡创业大会，希望在外的莆商能够回乡创业。
新京报记者 朱星 侯润芳 发自福建莆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