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江机场经历3次修建 石磙成民工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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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磙，民工的纪念碑

——1938，抢修芷江机场

湖南日报记者 文热心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龚卫国

夏日，记者又一次来到芷江机场，又一次来到飞虎队纪念馆那堆石磙子前。

硝烟远去，只有花团锦簇;战机轰鸣消逝，只有音乐悠扬;受降的荣光刻在纪念馆里，拖着石磙、喊着号子的人们早已归土，只留下这些石磙。

那些人没有留下名字，这些石磙就是他们的纪念碑。

民工、石磙、机场，集合在一起，都因为抗战。

1、3次修建芷江机场

芷江机场修建之议，始于1934年。当红军在湘黔一带与国民党军队周旋时，蒋介石下令在芷江修建机场，目的是打内战。不过，这时芷江也进入智囊层御日国防建设的视野，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就主张：“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基地宜设在云南昆明，战时大本营宜设在湘西芷江、洪江一带。”因为居云贵高原东缘和雪峰山西脉之间的芷江，是通往西南诸省的孔道，素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蒋介石下令后，地方政府立即组织人员对机场地形、范围进行勘察。由于技术力量薄弱，进展迟缓，到10月底，勘察的总体方案还未落实，后来则干脆搁置起来。这是一修芷江机场。

1936年7月，抗战迫在眉睫，勘察工作重新开始。到10月，机场建设方案敲定，即以原校场为基础，扩修成800米见方的规模。县府抽调民工2000余人，开始施工。这是二修。

1937年七七事变后，芷江机场的“大修”提升到了“要务”高度。不过，它后来成为盟军空军基地，则是因为一个人的到来。1937年，美国空军退役军官陈纳德为帮助中国抗战，受邀前来中国考察空军现状。陈纳德很快意识到中国飞行员太缺乏经验，连轰炸路线都会算错。于是，他提出，要在中国创办美式航空培训学校，为中国空军培养飞行员。在办学之前，陈纳德还建议，在西南开辟一个大型的机场。几种因素促成芷江机场进入三修。

2、独特的中国力量

国民党中央航空委员会电令湖南省政府，要求将芷江机场由原来的800米见方扩大为1200米见方。航空委员会还派工程师林泽群前来负责机场的规划、设计、勘察、组织施工等全面技术工作。这次扩修任务包括跑道、停机坪、排水道、机窝及隐蔽药库等，工程十分浩大。按施工规划：占用良田、道路、村舍面积为1034.77亩;开挖搬运土石方77万多方，滚压面积54万多方;铺沙石面积为18万多方;搬迁民房20余处，计建筑面积7755.35平方米;搬迁坟墓2.4万多座。

今年90岁的刘道民，当年曾是空军第九航空总站的报务兵。老家离县城10多里地，在县城读小学、中学，都得经过现在芷江机场那一带。他记得：“先前都是山包、农田、小溪、门舍，还有坟堆。”1937年冬天，寒风凛冽，这一带突然热闹起来，周边11个县的一万多民工拥向这里——芷江机场的修建全面动工。人山人海、人来人往，就是现场的写照。

挖土、运土、磙压……都靠人力手工完成。挖山、填沟，每填高40到50厘米，民工们就用锤子夯实一次。最令人动容的场面是压土，每填一次，上百人拉着一个三四十吨重的水泥大石磙来回滚碾。号子声、磙子声，还有脚步声，汇成一股独特的中国力量。

3、“人到芷江九死一伤”

各县民工分住在县城的庵堂寺庙、宗祠会馆及居民的院落里，人员过分集中，卫生条件极差。

施工进入夏季，民工体力消耗很大，而吃的又是南瓜、辣椒，身子被掏空了。

两万多座坟墓迁移，白骨乱抛，日晒雨淋，工地环境遭到严重污染。

瘟疫在这环境极限中肆虐——1938年7月，霍乱流行，民工每天死亡数十。我们一行中，肖军的舅舅当时20多岁，作为民工就死于那场霍乱。“人到芷江，九死一伤”，是民工惨境的写照。据统计，在芷江机场先后两次的扩修过程中，共投入民工近5万人，伤亡1万余人。

人倒下了，机场却一天天地成型。1938年10月，除完成了2000亩机坪及1600米的跑道扩修任务外，还修建了导航台、指挥塔、疏散道等工程设施。经航空委员会芷江工程处验收合格，机场开始投入使用。

一个后来在抗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军用机场，就这样修建起来。

4、山城来了飞虎队

1938年10月机场竣工后，配套的单位搬来了，来得最多的当然是空军部队。从1938年冬到1945年10月，先后有前苏联志愿空军中队、中国空军第二大队、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第六十八飞行联队和运输机队，中美空军混合团的第一大队(轰炸机队)、第五大队(战斗机队)和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等空军部队进驻芷江机场。尤其是1944年初至1945年8月，中美空军的大批鲨鱼式、野马式、黑寡妇式战斗机、侦察机、中程B-25型轰炸机、大型C-46式运输机聚集在芷江机场，最多时达300至400架。这个机场成了盟军在中国的第二大机场。在人们的心目中，凡在芷江机场起飞的飞机都属“飞虎队”。

芷江机场不愧“空军基地”的名字。驻在这里的空军部队负责夺取制空权、空战歼敌，并担负着对日军粤汉、湘桂等铁路，公路运输线及长江、湘江、洞庭湖等处的水路运输线的轰炸和封锁，切断日军后方补给，阻滞其南下西进行动和支援中国陆军地面部队作战任务。1941年12月30日，去轰炸昆明的日本轰炸机，遇上了一群“鲨鱼头”(P40战斗机)。美国志愿大队飞行员将这种飞机俯冲速度极大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将日军KI21型双引擎轰炸机打得落花流水。10架日机被当场击落6架，逃跑的3架也在途中坠毁，只有一架侥幸逃回了河内。

自从有了芷江机场，昔日不可一世的日机再不敢张狂。

5、维修是经常的事

记者问刘道民，是否看过电视剧《飞虎队谍战》。他回答“没有”，但知道当年曾破获在机场附近指引轰炸目标的特务案。

对于躲日机，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为摧毁芷江空军基地，日军不断出动飞机轰炸。据芷江县府1946年空袭损失的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11月8日起至1945年2月21日止，日机轰炸芷江达38次，出动飞机513架次，投弹4731枚，炸毁房屋3756栋，损失粮食30万担，损失总值(法币)163.169亿元。而这38次轰炸中，攻击机场的就有23次，在机场上投掷的炸弹多达3109枚。838名无辜同胞在日机的炸弹下丧命或伤残。他说，小学、中学都在城里寄宿，晚上就没睡过几个囫囵觉。为让学生娃娃“跑得快”，学校将围墙也拆了。

但芷江机场没被炸垮，芷江人民在轰炸中仍然高昂头颅。每当机场遭受日机轰炸后，成百上千的民众，就带上锄头畚箕，填补弹坑，抢修跑道，确保了作战飞机的正常起飞降落。

6、围绕机场发生的故事

芷江，成了拱卫大西南后方的钢铁屏障，迎接全国大反攻的桥头堡，更成了日军的心腹大患。日军企图扫平芷江基地，重新夺取制空权，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制定了叫“芷江攻略战”计划。于是，雪峰山会战开始。

正是芷江机场让日军在雪峰山会战中吃尽苦头，以失败告终。吴中奇当时是芷江机场航空中尉报务员，目击了龙潭之战中鹰形山争夺的主要过程。在战事最激烈时，他和几个技术人员来到这里，架起雷达，指引“飞虎队”的战机轰炸、扫射，为地面的中国军队助阵。他们将情况用无线电告诉了芷江机场。他记得：天刚麻麻亮，敌人开始进攻了。航空站一得到他们的报告，飞机立刻起飞，很快就到了敌方阵地上空。空军按照他们提供的数据，找准目标，轰炸扫射。那天，中方出动飞机16架，分作四批，每批三至五架。头一批轰炸扫射完毕，二批已到;二批轰炸完毕，三批已到……从天亮到天黑，就这样循环不断地向日军进行疲劳轰炸。

参战的中国步兵则回忆说：“汽油弹、炸弹等像雨点一样洒在鹰形山上，岩石崩裂、树木燃烧，阵地上硝烟弥漫、一片火海”，“硫磺和硝烟将山石烤成了白色，找不到一根绿色的青草”。

而日本《中国派遣军》一书，形容这场轰炸是：“山岳震撼，其势恰如南洋急风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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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会战中的空中支援

湘西会战期间的4月10日至5月29日，驻芷江机场的空军第五大队P-51和P-40式驱逐机共达2672架次，第一大队出动B-25轰炸机113架次，第二大队出动B-52轰炸机61架次。其中，第五大队投掷炸弹100万磅，发射机枪弹80多发，击毁敌炮兵阵地37处，炸沉或炸毁敌大小运输船1678艘，歼灭日军约1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