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城市扶贫缺位的“四个短板”急待拉长

　　 “重农轻城”的体制性短板。 城市扶贫，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要素保障的缺位问题。为此，我们在调查中查阅了有关县级扶贫的文件资料，均没有发现城市扶贫的踪迹，甚至连“城市扶贫”四个字都找不到。这些问题，又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规划上的缺席。城市扶贫难以进入县委、县政府的决策之中，还游离在扶贫规划的体系之外，没有上升为县一级的战略来抓。二是体制上的缺位。在县一级，作为抓总的扶贫办，体系上归类农村工作，管理上归口农村办，工作由乡镇负责实施，使城市完全在扶贫工作中缺位，实质已经被边缘化。三是政策上缺失。我们查阅了《十二五县级扶贫开发工作规划》，无论是扶贫财政投入、项目开发、政策扶持，还是领导办点、部门帮扶、社会支持，都没有将城市扶贫纳入其中，长期在矮化的部门圈子底层运行。

　　 “重救疏扶”能力性短板。 城市扶贫在决策上的缺位、政策上的缺失和体制上的缺位，导致这一工作无法上升为县级战略进行资源、要素整合，致使中间对口部门限于“重救疏扶”的短线作业。一是资源短缺“无力”。由于对口部门扶贫的“单打鼓，独划船”，仅靠上级部门有限的项目资金施救，无法得到县本级各类社会资源的支持，基本处于有心无力的低效运转状态。二是力量有限“无能”。调查中了解到，处于对口扶贫一线的县有关部门，对怎么扶贫把脉比较精准，对扩大扶贫思路也比较开阔，但一个部门三四十号人，要帮助上万城市贫困人口脱贫，显得能力有限、力量单薄。三是标本兼治“无法”。由于城市扶贫资源先天不足，政策行走边缘，有关部门只能尽力做一些治标的简单救助，在治本上没有底气，找不到路径，更缺少行之有效的方法。

　　 “贫穷难返”现实现实性短板。 分析城市贫困人口现状，除了老弱残等绝对贫困人口外，导致相对贫困人口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因弱守贫。部分城市“4050”贫民由于年龄偏大、能力偏差，就业放不下架子，不愿到企业从事脏、重、累的苦活和一些对技术、能力要求较低的工作，宁愿拿低保过清贫的生活。二是因故返贫。不少家庭因子女上大学需缴纳高额的学费、家庭成员患大病、发生交通事故等变故，而陷入相对贫困的窘境。三是因变落贫。主要因宏观的经济改革、社会转型，大量产业工人在企业停产、破产中沦为失业人员，由于丧失了经济收入来源，步入了生活贫困的境地。

　　 “开发征迁”的保障性短板。 随着城市大开发建设，大量近郊农民因征迁失地而成为市民。这一过程中，由于就业安置上存在滞后的短板问题，政府无法直接将这些失农民安置进企业就业，加之国家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不高，使相当一部分人生活陷入困境。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大量农民离乡弃土、离家带口进城谋生，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成为最地道的城市贫民。随着大规模旧城改造，居住在黑瓦屋和棚户区的居民大量动迁，政府虽然为他们安置了廉租房、公租房，但必须交比原来高出5-10倍的房租，就连“三无”对象都没有减免。随着租房成本的直线上升，使居住在贫民窟的这些无经济收入来源的居民生活更加困难。（津市市民政局 张明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