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方程式” 提高农业附加值
要想解决好“三农”问题，就要从解决好农民增收问题入手。
农民增收“方程式”
探讨现时我国农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虽然也有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低、成本高的问题，这方面仍有潜力可挖，但非主要原因;根本问题在于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其产出的初级农产品原料价格与产值必然低下，使得农业效益低农民收入少。加上我国农民人均耕地少无法普遍实现规模经营，也难从规模效益中增加收入。
然而，第一产业的初级农产品在经过第二产业的加工环节和第三产业的商贸环节后，产值可提高6倍以上。所以实行农业的一、二、三产业一体化经营，大幅提高农业附加值，才是确保我国农民增收致富的唯一途径。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须创新农业产业结构与深化改革农业体制改革;即发展种植(养殖)、加工、商贸一体化的新兴产业，创建以家庭为基础，一、二、三产业连锁生产经营的新型合作经济体。
由此得出确保我国农民增收致富的“方程式”：
农民增收致富(推进农业技术与管理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化)—→大幅提高农业附加值，保障增收致富—→创新农产业结构，实行种植(养殖)、加工、商贸一体化生产经营，提高新农业产值6倍以上—→深化改革农业体制，发展农户为主体、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农(牧林海)工商社会化服务中心为龙头的股份制新型合作经济体，运行一、二、三产业连锁的五大新兴产业。
发展农业型乡村文化小城镇
农耕文明融入工商文明社会是时代发展趋势。西方国家在这一进程中走的基本路线是：1.把绝大多数农民转入城市;2.占用大量农田营建工商式城镇;3.留少数农户在农村利用大量农田牧场发展现代化农牧场，以规模经营效益，解决比城市收入低的问题。
然而，这条路线并不适合我国国情。这是因为，在我国农民人口多，人均耕地少的条件下，如果照搬西方的做法就会出现：1.大量占用耕地搞城镇化，必将突破18亿亩耕地红线，危及国家粮食和食品安全;2.转大多数农民进城，不仅使城市不堪重负，还将使多数进城农民沦为城市贫民;3.即使留部分农民(也是几亿数字)在农村务农，也很难普遍达到规模经营。如把土地大量流转到少数大户手中搞规模经营致富，则多数留乡农民失去土地必将陷入困境。事实上这些问题已在各地出现。
近年来有关部门学者曾提出：“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大幅度减少农村人口。”因此要在未来30多年内将农村8亿多农民转入城市做市民，使城镇化率达到80%(相当于美国现今水平)。然而就在这一计划推行伊始，全国已到处出现“城市病”与“三农”问题加剧的状况。
由此可见，在我国条件下，农耕文明进入工商文明社会，不是农耕文明被取代，而是两者的融合。农村发展农工商一体化，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新兴产业，不仅保证农民增收致富，推动农业技术与管理现代化，还通过拉动乡村各行各业兴旺发达，顺乎自然地使乡村发展成为既保持传统文明，又享有现代物质文化生活的农业型小城镇。这种农耕文明与工商文明的有机融合，才是中国特色的乡村城镇化道路。
把“重中之重”落在实处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必须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问题在于：如何把“重中之重”落在实处?
由于“三农”问题涵盖改革农业体制、创新产业结构、普及科学技术、优化经营管理、推进新农村建设等内容，惠及全国半数以上人口，至关工业升级、市场繁荣、国土整治、社会稳定的巨系统工程;因而如果没有中央集中统一的全方位领导和宏观战略构想、总体规划布局、分期计划步骤、配套政策举措和人才队伍等保证;仅靠部门或地方局部努力，或将问题分割每年重点解决一两个问题，是难以解决好“三农”问题的。这正是长期以来“三农”成为老大难问题的症结。
为此，对把“重中之重”落到实处，提出下列建议：
1. 从中央到地方加强对“三农”工作的集中领导，统筹战略规划布局，统一协调各领域各部门工作步调，把“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具体目标落到实处。
2. 制定“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宏观战略构想、顶层设计、总体规划和中近期实施计划，明确从试点示范到全面推广的运作步骤与布局，用系统工程的运作方法组织实施。
3. 制定国家“解决好‘三农’问题”扶持配套政策与综合措施。对新科技推广、体制改革、产业创新、人才教育培训等予以重点关注和扶持。
4. 多渠道大力培养“三农”工作干部、科技队伍和后继人才。由于解决好“三农”问题是一项科技含量高、创新领域广、时间跨度长的空前壮举，就需要有大量德智体兼备、老中青结合的人才投入，方能济事。这就需要国家一方面加大教育、科技、经管等领域对“三农”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还需要动员组织培训城市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创业;并善于从实践中发现优秀人才，大胆提拔到领导岗位。从而建立起一支能担当起历史重任的精英阶梯队伍，以胜利完成“解决好‘三农’问题”的伟大使命。
(作者李毓堂 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驻会名誉主任、中国老教授协会农专委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