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应该向“守夜人”的角色转化

　　艾伦·麦克法兰热衷于讲述他第一次来中国的见闻。那是1996年，他当时51岁，去访问北京往北的农村，“一个不毛之地。”他和当地的居民聊天，发现他们“都很兴奋地聊起近几年的戏剧性变化。”改革开放近二十年后，村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穿着和住房条件迅速改善，有些家庭甚至开始购买电视机和冰箱。

　　但这也困惑了麦克法兰很长时间。作为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致力于现代世界的起源和特性的比较研究，他以英国社会为蓝本，从历史、现代技术、物质生活、家庭和人口等方面考察“现代世界”的论题，日本也是他的长期研究对象。就物质生活和现代技术而言，中国进入了现代世界的范畴，但这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它是否真的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艾伦·麦克法兰有一长串学术头衔：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英国科学院和欧洲科学院院士、皇家人类学会名誉副会长和皇家历史学会研究员。他1941年生于印度，曾被作为印度“统治者”而培养。后来，印度等国家相继独立，麦克法兰回到英国，成为一名学者。现在，他将目光对准了中国。2011年，应清华大学国学院之邀，艾伦·麦克法兰来到中国进行演讲，并出版了《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此后持续关注这个东方大国。近期他来到中国，与中新社记者谈起他近期对中国的观察。

　　“中国的贪腐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中等水平”

　　记者：你怎么看待最近一段时间政府的反贪腐行动？

　　艾伦·麦克法兰：那当然是好事。我们知道很多人对此态度矛盾，有人认为它不会持续，也不会成为制度性的东西，这个我也需要继续观察。但它的确起到了一些作用。你知道的，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提升人们物质幸福方面的确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但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包括贪腐啊、贫富阶级分化啊这些。你看，在中国有一些人超级富有，他们把钱浪费在买很多大房子、现代艺术品、酒上面。他们和富有的美国人、印度人和这个世界上所有超级富有的阶层一样，开着私人飞机出现在世界各个地方，过着和这个国家大多数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所以，资本主义的腐败也在这里发生，但是在中国，仍然有大量人为了生存在努力挣扎，这的确是个问题。但贪腐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都有，中国不是贪腐很严重的国家。

　　总体来说，贪腐是个很难界定的东西，它有很多不同的类型。中国的问题远远没有很多国家严重，比如印度、非洲或者南美等等，也不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中国的贪腐问题严重程度可能和法国或者澳大利亚差不多，所以从世界范围来看，它处于中等水平。

　　这个模式是这样的：从经济角度来讲，你如果想搞定某些事情，你必须在政治系统里有朋友，但在政治系统里的人，你如果想挣到钱，你就必须在经济系统有很好的朋友。所以，政治和经济目前的关系太紧密了。这就是目前我们常常提到的贪腐形式，这样的腐败在美国也很常见，华盛顿就非常腐败，在这里你可以用钱买来权力，所以政治常常被财富影响。不同的是，在美国你有钱了，你就可以拿来买权力，但在中国问题常常反过来，你首先有了政治权力，然后你可以用它换来大量金钱和财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这方面的腐败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你知道的，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问题。

　　记者：据说来中国之后，你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

　　艾伦·麦克法兰：以前在西方，大多数人对中国都不那么了解，也许现在仍然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就是这里的人都穿一样的衣服，喊一样的口号，看一样的书，一样的贫穷，等等。但我1996年到这里之后，看到这里的情况跟之前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在西方，很多报纸啊什么的对待中国都很消极，尤其是在美国等国家，也有一些反中国的组织，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试图说明中国是个压迫的、倒退的、很不舒服的国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真实的。应该说这近二十年来它发展仍然是惊人的，我本人可以在这里自由地作讲座，所以我本人整个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

　　记者：中国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激化的贫富差距、城乡发展不平衡，每天都有大量的征地冲突事件发生，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社会人类学家，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艾伦·麦克法兰：我说过了，中国和英国不同，和日本也不同。问题就在于，这里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里或者那里，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冲突发生，每天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我希望这些问题能渐渐得到解决。

　　“中国政府应该放松一些，再放松一些”

　　记者：现在看来，你认为中国的独特性到底在哪里？

　　艾伦·麦克法兰：这是我愿意反复重申的，它和我们(英国)非常不一样。中国的历史、社会阶层、文化根源、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等等方面，和印度完全不一样，和英国也完全不一样。英国的现代性根源甚至可以回溯到13、14世纪，但中国几个世纪前基本上就没有看到这些东西。中国的确是个巨大的国家，13亿人口，东南西北有那么多少数民族，所以你要找什么东西，在中国都能找到，你要找腐败，你要找冲突，肯定有，总之你要找什么样的例子这里都有。就像，如果你把整个西欧、东欧和中东放在一起，你就能看到所有你要看到的东西，毒品、娼妓、腐败，等等，重要你想找到它不好的方面，它都有。这就和中国一样。

　　记者：所以你也认为中国目前的问题在于它太大了，人口太多了？目前这些批评和负面消息，都是可以理解的？

　　艾伦·麦克法兰：不不，当然不。那是一个方面，但最主要我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新的政府结构形式。我认为现在，它仍然想把一切都紧紧拽在一起，他们要做的只是放松一些，再放松一些，试着把更多的权力和责任分派下去。亚当？斯密给了我们关于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的蓝图，他写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系统的关系时说，国家不应该有太多的权力，他说，政府应当充当“守夜人”(night watchmen)的角色，也就是说，在一家工厂里，晚上也需要有一些人巡逻，目的只是为了保证一切都照常进行。中国政府应该慢慢向“守夜人”这样的角色转化。中央政府就应该做中央政府应该做的事，它的职责是保卫，一些巨大的项目、大方面的沟通啊等等，让这个国家稳定下来。其他的一切都应该往下放权。

　　基本上说，你们有点像欧盟，云南、广东、四川、这些省都大到足够可以成为一个国家了，就像在欧盟一样，有些问题如果是彼此都一样的，差不多的，那么就交给中央政府来管，所以中央政府的职责就在于保卫这个国家，处理一些巨大的问题，但比如说福利系统、教育系统、语言、文化等等，这些都交给各个地方去处理。

　　“现在面临的是‘再造传统’的问题”

　　记者：在《现代世界的诞生》这本书里，你提到中国面临全球化的问题，如何保留好自己的传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两年，传统这个词好像被更频繁地提起了，你怎么看“现代社会”如何保存传统这样的事情？

　　艾伦·麦克法兰：我注意到了，习近平最近也公开提到这个事情，中国社会也在热烈讨论这个，中国经历过“文革”破坏传统的阶段，一切孔子相关的东西、传统的都被丢弃掉，那么毋庸置疑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会得到重新关注。当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必然会更多地关注文化，当然我认为，进入现在我们所说的“全球化”这么一个时代，再回复传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个时候的人们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交往，经过“文革”，或者说再往前几十年的时间，社会已经丢弃和遗忘得差不多了，你再想完全恢复或者保存是很困难的。很多时候这应该是个“再造传统”的问题。

　　记者：你从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研究“现代性”这个问题，在你看来中国有没有你所说的“现代性”因素？

　　艾伦·麦克法兰：这是一个我们常常说的“全球化”时代，如果仅从技术和物质生活的层面来衡量，中国当然是有一些现代性的东西在里面。它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比如说，单就现代技术来说，你们现在用的车不像我们当年的车，如果说中国进入“现代化”，它一开始拥抱的就是全世界最新的现代技术。但现代性是一个太复杂的内涵，物质和技术只是一方面。

　　记者：社团、权利和官僚制度、法律等等也是现代世界十分重要的指标。中国在这些方面还需要做哪些事情？

　　艾伦·麦克法兰：那要做的简直太多了。我知道中国社团发展不充分，中国政府目前对这些仍然非常紧张，我认为这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应该放轻松一些，只要它能正常运作，就应该允许它的存在。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说，良好的社会组织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